黄旭华，1926年生，广东揭阳人，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先后担任我国核潜艇工程第一代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主持了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为我国核潜艇的从无到有、跨越发展探索赶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黄旭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排名第一）；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排名第二）；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再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排名第一）；2014年，荣获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称号；2017年，黄旭华院士当选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2019年9月，获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称号；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黄旭华亲授“共和国勋章”；2020年1月10日，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自冷战开始迄今，核潜艇以他巨大的战略价值成为大国俱乐部的准入证，而战略核潜艇更成为大国权杖上最夺目的一颗宝石。提起核潜艇，美国人自然会想到里科佛，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核潜艇专家——黄旭华。日前，本刊记者有幸见到了黄总，并对他进行了采访。
本刊记者：我国的核潜艇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作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师，您能对这段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吗？
黄旭华：核潜艇的故事可以从1958年说起。
58年有两件事情对我们工作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二机部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在房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试验堆，另一个是我们按照“二四”协定转让制造的潜艇，58年也基本告一段落。另外，这一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接着59年，10年大庆，赫鲁晓夫来了，我们正式提出希望苏联老大哥能帮助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非常傲慢：“核技术非常复杂，花钱很多，你们中国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研制，我们苏联有了，就等于中国有了。你们把海军基地给我们用，我们的核潜艇可以帮助你们”。毛泽东主席非常气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此话立即传遍09战线，大家听了很兴奋。国家搞核潜艇是有决心的，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是权衡下来，最重要，首先要搞的应该是“弹”。核动力比原子弹技术要求更严，核动力是可控的，原子弹不需要控制，要把爆炸威力变成可控的，技术要求更高。当时“弹”还未爆，国家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弹”上，09项目58年刚刚组建，开始预研，62年就开始下马，过了2年，这个项目正式解散了。
在于笑虹，刘华清坚持下，中央同意保留少数人继续调研工作，并维持了几个关键设备的研制工作。
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有此基础，国家可以抽出力量搞09了。于笑虹，刘华清有关领导抓住机会立即向中央打报告，要求09上马。65年报告批下来，同意！
此时面临困难仍然很多，核潜艇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都没搞清楚。
工作条件也很差，我们搞数据，要用算盘、计算尺算。为一个数据常常要发动一批人日日夜夜算。
中央批下来时有3个原则：
1、立足国内，艰苦奋斗
2、第一条艇带有一定试验性质，但建成后要可以作为战斗艇用
3、大力协同，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共同努力，把09搞出来
我们就因陋就简，创造上办法，能拿出点成果就算一点。我们绝不等条件，就算你等得及，国家也等不及啊。
不是没有资料，心里没底吗。一个一个解决。我们对国内科研技术力量调查清楚，实事求是地了解我们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大。没资料我们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集国外资料，美国第一个搞出来，他要吹嘘自己，所以报刊书籍里零零碎碎会透露些信息，但这些资料真真假假，不信不行，全信也不行。我们的做法就是3面镜子：一面放大镜——把有用的信息从信息堆里挑出来；一面显微镜——把信息汇总分析；一面照妖镜——要去伪存真。
有个例子很有意思，核潜艇做导弹发射平台，精度不比陆基，因为艇的位置参数是不断变化的。美国搞了华盛顿导弹艇之后说，他这条艇精度能达到陆基水平，因为他提出一个技术措施——艇上装个65吨重的陀螺仪，陀螺运转，利用其高速，艇就可以稳定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纸，比较吃惊，因为陀螺除自身外还有很多设备来维持运转，这意味至少要增加一个很大的舱室给它，排水量、航速都要受不小影响。美国人真正的做法怎样不得而知，但这个方法是比较笨的，是否就没有其他办法呢？我们试验条件很简陋，但我们通过大量试验最后得出结论，不一定用这个陀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按我们的方法走，到试射时我们打的也很准。
当时我们在葫芦岛，因为这个地方水深，冬天冰冻期较短而且三面环山，保密条件也很好。现在葫芦岛成了旅游胜地了，当时可是荒山敝野的。我们种的树就算长起来也是歪的。伙食也很“绿色”，有一句俏皮话说我们是“早上土豆烧白菜，中午白菜烧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道烧”。北方尤其冬天只有这个，有时候一年到头见不到一点油星。
文革时候，我们白天受批判，晚上再加班加点干。当年，我们自己总结了四句话，也算是座右铭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
有人会说这话听起来有些官套，我说那是因为你没经历那个阶段，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时髦的说法叫团队精神，不过那个团队精神往往是很功利的，和我们的四句话还是不同，我们做事可不讲什么条件，我们之所以做就是为了国家能硬着腰杆说话，因为我们中国人爱国。
当年同志们聊天说：“我们这辈子，如果将来在子孙面前说说我的往事的话，我们会说，我们这辈子没有虚度。”
09是65年正式上马的，不过58年到65年期间，虽然没有正式立项，但预研没停，这期间的工作给65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65年上马后，才能搞的那么快。
再过2年，核潜艇开工，70年下水开始试航，74年交给海军。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而且我们的艇比苏美前几艘要强的多。有人讲你的艇下水是70年，鹦鹅螺号是54年，差了十几年，能不强么。不过你可以想想，我们70年代的工业能力、科研水平和美国50年代能有多大差距。
本刊记者：美国人研制第一代核潜艇鹦鹉螺、海狼是常规艇型，到1959年的鲣鱼级才变成水滴型，而我们的研制则是一步到位，当时是怎么做出这种决策的？
黄旭华：美国第一条是常规线型，因为当时美国还不敢肯定他的路走对了，这只是个试验，鹦鹉螺号完全是为解决核动力上艇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触及。
它的航速潜深都较低。同时他们又造了大青花鱼，这是为解决核潜艇长时间水下高速航行的问题，要研究线型如何适合水下航行，而非水上水下兼顾。两个都成功后，再合成搞了鲣鱼。
我们则是一步跳到鲣鱼，这个跳不是无中生有想当然的。他们走的每一步，我们都要分析，那些弯路不必再走了，从他们的弯路里我们分析排除了很多不必走的步骤，所以一下子搞到位。
本刊记者：1988年，我国战略核潜艇水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和感受？
黄旭华：88年，核潜艇进行了最后两个大的试验，算是总鉴定。第一个是深潜，反应堆全功率航行，水下大深度发射鱼雷。这个试验是在南海搞的，很成功。然后回过头来，到北海，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两发，打的很准。中央领导立即打来电话祝贺，说“你们打的比陆地上还要准！” 我一边感谢领导关怀，一边哭笑不得。严格讲，这话是不科学的，海上打，艇的姿态参数不断变化，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比陆基更准的。当时打成这样，实际算侥幸，陆地上一个正误差，艇上一个负误差，两个正好抵消，所以打的非常准。
这里说个题外话，我们第一次打洲际导弹，不是这次而是82年，在常规艇上进行的，失败了几次，最后一次获得了成功。在此基础上，才到09上搞。
09造价很高，不可能直接到它上面进行发射试验。
两个试验成功后，聂力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一喜一忧”。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很多军工项目都在下马。我高兴因为我打成功了，但大概明天我们就失业了。如果打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再吃几年饭，因为你们还会投资。
聂力听完也哭笑不得。果然，打成功后，我们项目就下马了，一下就是20几年。
20几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
本刊记者：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使用国，其核潜艇设计特点十分鲜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坚持使用双壳体，这和美国的做法迥然相异，您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黄旭华：苏联认为他的双壳体有2个最大的优点：
1.两层壳体之间的液体在抗爆方面能起到缓冲能量的作用
2.双壳体储备浮力比较大，艇的安全性提升，能做到一舱进水艇不沉
但双壳体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水下排水量加大，水下速度会受影响，要保持速度就需要加大马力，结果艇越弄越大。
美国搞单壳体，储备浮力小，但他的技术要求更严格。美国人不考虑一舱不沉，所谓一舱不沉的“舱”不能太大，如果破的是(洲际)导弹舱，那“不沉”是做不到的。因此美国艇的分舱很少，这样布置起来比较方便。美国的观点是：只要做到可靠，艇壳体结构、材料、加工工艺、建造质量保证可靠了，就不需要考虑储备浮力的问题。
美国苏联设计思路有分歧，美国人努力保证艇不被击中，而苏联人则更多考虑艇被击中后如何挽救。
但不能想当然说苏联因为对自己制造能力的不信任是采用双壳体的原因。这和设计师的风格有关，苏联人安全考虑太多。他的双轴双奖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实际上，由于涡流影响等原因双桨效率并不比单桨高。苏联采用双堆是和双壳体双轴双奖相对应的，采用双堆还是考虑安全太多，并非说对自己反应堆性能不信任。另一个重要原因，单堆功率不能无限提高，采用了双壳体，船大了，推力不够，所以就需要2个了。
美国的观点则是如果单堆安全性足够，就不需要搞两个。
本刊记者：您怎么看苏联的“一舱不沉”原则？
黄旭华：我认为一舱不沉在战争中没有什么用，一舱进水后，艇不能停在水下，必须赶快浮起来。浮到海面上，如果制海权不归你，那么艇还是要完蛋。苏联考虑他的作战在北冰洋一带会比较多，这个地域尚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因此艇上浮后保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没这个待遇了。
本刊记者：美国人的第一艘弗吉尼亚已经下水了，在这级艇上美国人试图兼顾远洋和近海作战能力，因此，弗吉尼亚并未强调高速和深潜。弗吉尼亚是不是未来核潜艇的发展方向呢？强调高速和深潜还有必要吗？
黄旭华：美国搞多功能艇(弗吉尼亚)把潜深降下来，以便靠近陆地作战。原来一直以高速深潜为目标，越搞造价越大，海狼已经20亿了。再加上冷战后，作战对象已不像原来那么棘手，地区作战的重要性上升，所以高速深潜昂贵的海狼要让位给多功能的弗吉尼亚，弗吉尼亚潜深低一些，但可以兼顾远洋和近海，而且造价从海狼的20亿降到了10亿。
你们提到核潜艇的未来发展，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回答。核潜艇这种武器，他的发展要和国情相适合。
我国的特点是海外没有基地，美国俄国都是有的，要搞强大的海军，必须有海外基地，我们核潜艇出去，水面舰队护航结束时，他就只能单兵作战了。因此，我们对隐蔽性、续航力、自持力要求应该高于任何国家，人家有海外基地可以依靠，我们就不行，战争中，我们不能靠海上补给，因为制海权不归我们。
隐蔽性要搞好两大问题：深潜和噪音。这些我们应该特别重视，不能说弗吉尼亚速度低了，下潜深度低了，我们就效仿。还是那句话，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没有海外基地，没有庞大舰队护航，单兵作战时，当然下潜越深越容易保护自己，这个不能和美国比，制海权不归我们，所以我们核潜艇自持力、续航力都要比美国长。美国可以靠基地补给，真打起来我们很难在外边得到什么补给。这是我们的特点，是建设海军要特别考虑的。核潜艇的发展无甚定规，要和一国的国情，作战任务，作战对象适合。
速度越高越好，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速度越大，问题越多，速度高，功率越大，排水量就越大，排水量越大阻力越大。拿水面艇做例子，起先是炮艇艇型，航速到20节上不去了；换快艇艇型，达到40节左右，再加大功率是没用的，因为功率大船也就大了，航速还是上不去；然后变水翼艇，接着是气垫船。
核潜艇也是这个道理，提速不能完全靠加大功率，如果单纯加大功率，那航速上限也就是30多节，想更快就要靠技术革命了。
本刊记者：在弗吉尼亚还未大批服役时，美国会不会在特定条件下把洛杉矶这样的远洋核潜艇派往近海作战？
黄旭华：远洋潜艇不适合近海作战，这个勿庸置疑。你们说的特定条件，我就理解成执行封锁任务吧。如果美国要封锁别的大国，它完全不必跑到近海去。搞远洋封锁照样封的住。就像一战，英国封锁德国公海舰队，她就不必非跑到赫尔戈兰湾去堵。冷战，北约要阻止苏联跑到大西洋，也不必跑到苏联沿海去，守住GIUK水道就好了。封住关键出海口和海峡照样能完成封锁。
本刊记者：核动力潜艇发展的同时，常规潜艇的AIP技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瑞典、德国都拥有了相对成熟的AIP技术。有人甚至认为AIP技术使常规潜艇变的可以和核动力潜艇媲美了，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看待AIP技术？
黄旭华：所谓AIP是指不依赖空气的动力装置。现在搞的所谓AIP不是不依赖空气，只不过不依赖自然界的空气，它把自然界的空气压缩了带着用。
真正的AIP是反应堆，其他所谓AIP都要依赖一定的条件。瑞典搞热气机，德国搞燃料电池，都干得热火朝天。那别的国家是不是也要搞呢？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没有一定之规，要视国情而定。瑞典、德国的AIP只适合于他们这样的国家，海洋对他们来说就是波罗的海，波罗的海算是内海，面积小，水浅。所以不需要强调要多大的潜深，不强调续航力。瑞典的AIP艇装2台75千瓦主机，水下4节大概2个礼拜能量就完了。这对他的国家来说还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在沿海走来走去，这样的性能就可以了。拿到台海来，如果封锁台湾，估计水下走到台湾东海岸就没戏了，什么都来不及做，就得回来。
说瑞典、德国比我们科技水平好些，他们用了，我们就可以用。是错误的。他们有他们的国情，我们有我们的。功率那么低，航程那么短，对我国能起到什么作用。另外液氧的安全性技术到现在也不非常可靠。要把它弄到潜艇上，能不能保证一点问题不出，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虽然我说真正的AIP是反应堆，但远洋作战的大艇我们国内不能大量造。
那个排水量很大，造价太高，只能适合远洋作战，近海不合适，而我们不会只在远洋作战，我们必须考虑近海作战。
所以至少要像法国一样搞小型核潜艇，加拿大就在搞低温低压低功率的反应堆。不能一提核动力，就想到洛杉矶、海狼这样的大家伙，什么都要完完整整，什么都不能缺。这么搞只能把反应堆弄得很大。搞小型必须要有所舍弃，有失才能有得。该舍掉的舍掉，把燃料浓度降下来，把技术简单化，保证反应堆低温低压低功率，这才真正能起作用。
本刊记者：您刚才提到法国的红宝石排水量只有2000吨，这级艇为什么搞的那么小呢？
黄旭华：法国不搞大艇，因为他和美国不同，美国是全球战略，必须强调远洋作战，要捍卫他的制海权，所以艇要大，载弹量要多。法国不是这个情况，他的海洋是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所以很多装置都可以省了，比如远洋作战用的远距通讯，它就不要；而且它的功率不要太大，航速、潜深也不强调，它的反应堆设计也不错，它的堆是紧凑型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真正一体化是把热交换器也压到壳里面)，这个比通常的分散型难度要大，设备排的那么紧，整个流程都要很好考虑，光管道的伸缩(热胀冷缩)问题，就要化些功夫解决。法国弄成了，所以艇能搞的很小。这是真正的AIP。刚才说加拿大研制三低反应堆，也搞小型艇，因为他也不过是在沿海活动而已。
本刊记者：法国红宝石用的小型反应堆和加拿大三低小型堆有什么不同？
黄旭华：两者其实有质的区别。法国的红宝石不能叫真正的小型堆，它只算紧凑型的反应堆。小堆的特点是低温低压，红宝石不是，它还是正式的压水堆，还是高温高压，只不过把功率缩小了，搞的紧凑了。加拿大正搞的算是真正的小堆。小堆的核燃料浓度可以降低很多，这样反应堆的压力壳可以薄些、轻些，因为压力、温度都小了。
燃料浓度低了，核辐射也不像原来那么厉害了，屏蔽工作可以减轻很多，大型艇的屏蔽占重量是很多的。这样下来，很多技术不用搞的那么复杂，可以尽量简单些，艇自然就小了。
本刊记者：感谢黄总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对我们的读者，广大青少年朋友，您有什么寄语吗？
黄旭华：我们当年搞核潜艇时有四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
这四句话听起来比较土气，不过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有了这四句话，就没有我们中国人做不好的事情。我把这四句话送给读者朋友们，希望他们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现代舰船》2004年12月下半月，原标题《龙啸九天--中国核潜艇专家采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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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旭华 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01月15日第A6版
【原编者按：科学家是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承载者，科研作风和学风是决定科技事业成败的关键。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把中国科学家精神概括为：“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在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旭华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科学家精神。本期科技前沿版刊发黄旭华的长篇文章，全面回顾了我国核潜艇研制过程，充分展示了老一代科学家忘我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在此郑重向读者推荐。】
自力更生 从零开始
我国自行研制核潜艇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是在技术先进国家对我国严密封锁情况下，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是全国大力协同，顽强拼搏，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攻克一个又一个顶尖的技术难关，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民经济遭受多年的战争破坏，还来不及整顿恢复，就被迫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我们国家本来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就很薄弱，严格地说，那个时候还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基本条件。
除了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外，我们面临的更大困难是：我们没有有关核潜艇的专业技术人才，一个也没有；我们缺乏有关核潜艇的专业知识，对于核潜艇，几乎一无所知，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我们手头没有有关核潜艇的技术参考资料，苏联援华留下的常规动力潜艇设计建造资料满足不了核潜艇的要求；国外对我国严密封锁，更没有专家可以帮助指点迷津，一切都得依靠自己，从零开始。
我们曾天真又简单地构想，核潜艇大概就是常规动力潜艇在中间剖开，加进一个反应堆。哪知核潜艇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潜艇，除了要解决反应堆和导弹应用于潜艇技术的问题，还必须同时解决由于装备反应堆和导弹而带来的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技术问题。如：适合水下高速航行的艇体环境、不依赖外界条件的惯性导航系统、大功率水声设备、远距离水下与陆岸的通信技术等。
为了早日掌握核潜艇技术，突破国外的封锁和核威胁，我国政府曾寄希望于苏联“老大哥”的技术援助。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来到中国，我国政府再次提出援助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想研制核潜艇，简直是异想天开，对他们的这种异想天开，我只能一笑了之”。大家可以理解他的意思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傲慢地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说，“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耗钱多，中国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研制核潜艇，苏联有了核潜艇，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他还建议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要求中国提供港口基地供苏联太平洋舰队停泊使用。毛泽东听了非常气愤，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描写：他（指毛泽东）突然愤怒地站了起来，挥动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
中国寄希望于苏联援助的希望完全破灭，不得不自力更生，走自行研制的道路。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研究发展尖端武器时，发出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是一句气势如虹、掷地有声的誓言，这句话有几层含义：第一，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捍卫海上权益，为了遏制国外核威胁、核讹诈，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第二，核潜艇技术复杂、牵涉面广，要求高，必须认真对待，全国要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第三，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一定能把核潜艇搞出来，十年不行一百年，一百年不行一千年，一千年不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山动地摇，自行研制核潜艇的决心不动摇！
毛泽东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核潜艇研制战线广大职工的士气，规定了我和我的同事们献身核潜艇的人生走向，从此，我与核潜艇结下终身不解之缘。
学好“两论” 统一认识
工作千头万绪，摆在大家面前的是诸多困难和错综复杂的矛盾。科研设施基本条件不具备，如何开展工作？技术途径如何确定？攻关课题如何选择？设备材料如何选型？战术技术性能如何制定，等等。
719所党委经过反复认真研究，决定从学习“两论”入手，组织全所同志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把“两论”的基本观点应用到核潜艇研制工作中。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事物的第一要素，要抓住主要矛盾，处理好尖端与常规，先进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我们强调任何尖端复杂技术，都是在常规基础上发展提高的，是常规的综合集成和提高，在综合上发展提高就是创新，综合能出尖端。掌握了这个观点，不仅打破了对尖端的迷信，更为突破尖端提供了捷径。
我们在核潜艇研制中，除少数具有特性的设备仪表外，都以国内现有成果为基础，不搞新的，既减少了矛盾，又争取了时间。
学好“两论”，统一了思想认识，我们随即开展对国内外有关情况的调查研究，着重摸清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和第一艘导弹核潜艇“华盛顿”号的概况和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以及发展趋势，以便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制定我国核潜艇的战术技术要求。
要在浩瀚无边的报纸杂志和论文资料中寻找到国外保密控制极严且又有价值的核潜艇资料，犹如大海捞针。难得找到的一点资料，又是掐头去尾，零零碎碎，真真假假、真假难分。我们要求科技人员随身带上“三面镜子”，用“放大镜”扩大视野，一有线索就跟踪追击；用“显微镜”摸清内容实质；还要用“照妖镜”加以甄别，弃假存真，以免上当。
争取时间 绝不等待
有报道说，美国导弹核潜艇为了确保导弹发射的命中精度，对艇的航行姿态提出严格的技术要求。为此，打算在艇上装设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利用陀螺的高速运转来稳定艇的航行姿态。这个大家伙，不仅我国生产不了，还增加了一个攻关课题。如果加上它的辅助设备，需要增加一个大舱室，加大艇的排水量，将严重影响艇的航行速度。我们怀疑这样的做法是否是唯一途径，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人家科学技术比我们强，他们都用了，我们敢不用？将来出了问题怎么办？导弹打不准谁负责？
那个时候，我国大型先进试验手段尚未建成，我们只能从理论分析和简陋试验入手。从获得的大量初步数据来判断，如果从艇上操纵面下功夫，同样可以满足对艇航行姿态的要求。我们是认真按科学程序办事的，结论符合科学规律，那么就应该相信自己的结论，不能盲从，应该大胆走自己的路。后来，我们得到的信息，美国并没有装，差点上当闹笑话。
我们把收集的零零碎碎、真真假假的资料经过分析鉴定，主观集成“美国核潜艇的总体”。这样主观集成的“美国核潜艇总体”，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大家心中仍然无底。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从国外先后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儿童玩具模型，一个大些，一个小些，都不大，铁皮制作，壳板可以掀开，里面密密麻麻，布置着各种设备仪表和武器装备。我们乐极了，对玩具多次进行肢解组合，拆了装，装了又拆，发现这两个模型与我们收集的零零碎碎资料主观集成的“美国核潜艇总体布局”基本一致。这就增加了我们的工作信心，虽然对其真正的具体战术性能仍然一无所知，但却有了一个直观的参考作用。
国家科学技术薄弱，科研手段和试验设备不是空白就是待建或正建，条件不具备怎么办？我们提出“骑驴找马”，驴没有马跑得快，但一时没有马，那就先骑驴上路，边走边找；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迈开双腿上路，争取时间，绝不等待。
就拿计算手段来说，哪有今天一秒上亿次的计算机，我们手上只有算盘和计算尺。造船首先要确保建成后艇不沉不翻，重量要等于浮力，重心要垂直在浮心下。重了，一沉到底；轻了，又潜不下去；重心若高于浮心，一定翻倒；重心保持在浮心直线下，才能像不倒翁那样不翻不倒。
几千吨排水量的核潜艇的重量重心值，牵涉到数万台件的设备、仪器，几十公里长的管道、电缆和上千吨的钢材材料。成千上万的数据，我们都是用算盘和计算尺，一个一个算出来，然后加以集成，再不断调整配重，每次调整都得从头再算。为了一个数据，经常要动员一批人，夜以继日苦干若干天。为了确保计算结果准确，往往还分两组同时进行，如果结果不一样，你得4我得6，不是你错就是我错，或者你我都错，就得从头再来，直到相同为止。我们的同志，硬是咬紧牙关，毫无怨言。
为了确保艇建成后的实际重量、重心值控制在设计数据范围内，在建造过程中，我们在船台入口处设置了一个磅秤，凡拿进船台的都一一过秤，记录在案；凡拿出船台的，如施工中切下的边角余料，剩余的管道、电缆，也都一一过秤，从进船台过秤的重量中扣除，几年来天天如此，我们称之为“斤斤计较”。这个办法听起来多土呀，我们硬是用这样的土办法，来精确地控制艇的重量和重心值。几千吨排水量的艇，建成后经过试潜定重考核，艇的重量重心与设计值相差无几，真是来之不易啊！
在船的耐压艇体的有限空间内要布置安装数以万计的设备、仪器、附件、阀门，还要通过管道、电缆连接，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要求布局合理，确保重心在艇的浮心直线下；还要方便施工、维修、保养；更要满足海军使用的要求。我们决定在船厂和工人一起，按照设计草图1∶1全尺寸制作一个实体模型，通过模型制造、模拟安装、模拟维护保养、模拟操作，逐个反复推敲，不断调整完善，然后反映到施工图纸上来。不仅做到全艇设备、仪器、管道、电缆布置合理，精确到位，还预先暴露矛盾，在模型制作中把这些矛盾处理好，同时，这里还是一个极好的培训场所。
隐姓埋名 恪守诺言
世界各国对于高、新、尖端技术，尤其是国防技术，特别是有关核潜艇技术，都列为国家最高级别机密，我国当然也不例外。记得我刚开始核潜艇研制工作时，领导上向我提出三条要求：一、核潜艇研制工作机密性极高，要准备干一辈子，进来就不能出去，犯了错误也不能离开，可以做杂务打扫卫生；二、不能泄露单位名称、地点、工作性质和任务；三、要默默无闻隐姓埋名，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我欣然允诺，保证恪守诺言。
同志们问我，一般科学家都可以公开自己的课题，一有成果就抢时间发表；而你们，越有成果把自己埋得越深，你能适应吗？你是怎样适应这种特殊要求的。
我说，我完全适应，保守国家机密是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何况是核潜艇。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地下党对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十分严格。在交大，除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地下党员，这个人就是同我单线联系的同志，同班的地下党员都互相不知。在国民党白色统治下，一有疏忽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我是在接受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我能理解能适应。
1954年，我参加了保密要求极严的苏联援助中国几型舰艇的转让制造，所谓转让制造，是苏联提供图纸资料，全部设备、仪表、管道、电缆、部件和材料派专家在中国指导建造。1956年新年，我趁出差广州，请假回老家看望父母弟妹，在家只停留了三天，过了元旦就匆匆走了。临走前母亲摸着我的头发轻轻地说，你从小离家，在外颠沛流离求学，吃尽苦头，那时战乱，交通中断，你回不了家；如今解放了，社会安定，交通恢复，可父母也老了，你要常回家看看。我噙着眼泪满口答应，可是，这一别，就是30年，30年我一次也没有回过家。
1958年，我从上海调北京，领导只讲出差北京帮助工作，没提具体任务，我行李也没带，随身背一个小背包，就往北京跑。一到北京就被留下了，父母多次来信询问在北京哪个单位、干什么。我都不予答复，父亲病重，我因工作忙和保密原因未能回家；父亲去世，我也没有回家奔丧，他直到去世只知道三儿子在北京，只知道一个信箱号码，不知道我在哪个单位，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父亲去世时，同志们劝我向领导请个假，我说不行。我相信如果我向领导反映，领导一定会答应，可这会使领导为难，我还是自己承受好了。
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有篇长篇报告文学——《赫赫无名的人生》，描写我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我把这篇报告文学寄给母亲。听我妹妹讲，母亲戴上老花镜，满脸泪水，全身颤抖，反复阅读这篇文章。文章只提“黄总设计师”，没提具体名字，但是提了他的妻子“李世英”，母亲一看，李世英是她的三媳妇，文章里的黄总设计师肯定就是30年没回过家，被弟妹们误解为不要家、忘记父母的不孝儿子。更没想到，儿子竟在为国家做大事，尽管母亲一直肯定她的儿子不可能大学一毕业就不要家，忘记养育他的老父母，但对儿子30年不回家，难免有怨言。
母亲心痛之余却自豪不已，她把子孙们叫到身边，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知儿莫如母啊，母亲简单的几句话传到我耳朵，让我30年如山般的重负一下释然，我忍不住哭了，我深深地感谢母亲和弟妹们对我的理解和谅解。回到老家，我在父亲墓前长跪不起：不孝的三儿子来看你啦！儿子不孝，相信你和母亲一样，也能理解我、谅解我！
有同志问我，忠孝不能两全，你是怎样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孝，我虽然没有遵守“常常回家看看”的诺言，但我恪守了要严守工作机密的承诺，我相信总有一天，大家会理解、谅解我的。
花甲痴翁 志探龙宫
新型号潜艇的研制包括核潜艇和常规动力潜艇，最后都要进行极限深潜和水下全功率全航速航行试验的考验。
深潜试验是考核艇在设计极限深度下的结构强度、焊接质量以及与海水接触的设备、部件、管道、阀门能否承受得起强大海水的压力，考核艇受压变形情况下，所有设备、系统能否运行正常。一块扑克牌大小的壳板，在极限深度时，要承受将近1.5吨的海水压力，任何一个细小结构，焊接质量或设备、管道、阀门承受不起海水压力，都有可能造成艇毁人亡的悲剧。1963年，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在深潜试验还不到200米时，就沉没葬身海底，艇上100多名参试人员无一生还。
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首制艇，没有一件设备、仪器、材料来自国外，完全是国内自己制造的，这艘由里到外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白手起家研制出来的核潜艇，能否顺利闯过中国核潜艇研制史上第一次深潜试验大关？参试人员心中无底，思想波动较大，个别人给家里写了信，说要出去执行任务，万一回不来，有这样那样一些未了的事请代为料理，其实就是“遗书”。宿舍里有人哼起《血染的风采》这首歌：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的眼睛将不再睁开……弥漫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氛，带着这样沉重的思想包袱去执行极限深潜试验是危险的。
我决定和艇员对话，听听他们的意见，我对他们说：《血染的风采》是一首很美、很悲壮的抒情歌曲，我也很喜欢。作为一名战士，随时准备为国家的尊严和安全献身自己，这是战士的崇高品德。但是，这次深潜任务绝不是要我们去“光荣”、去牺牲，而是要我们把试验数据一个不漏、完完整整地拿回来。我们要唱的不是《血染的风采》，而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样威武雄壮，满怀信心的进行曲。
我告诉大家，我对这次试验充满信心。首先，我们在设计上留有足够的安全余量，建造过程有严密的验收手续，有案可查。我们又花了3个月的时间一起对全艇进行严格的质量复查，还准备了500多条应急处理预案，试验程序又是逐步由浅到深的，先是50米，然后是20米、10米、5米、2米，最后是一米一米，在确保应力应变正常情况下，才向下一深度下潜，绝不蛮干。
但是，是否还存在潜在危险，比如说，工作中一时疏忽留下的潜在危险；或者，超出我个人知识范围之外的潜在危险呢？说句老实话，我是既有信心又十分担心。为此，我决定和你们一道下去，共同完成深潜试验任务。
好心人劝我，艇上不需要你亲自操作，你的岗位是坐镇在水面指挥舰上，何必下去冒这个险！我说，我下去不仅可以稳定人心，更重要的是万一出现不正常现象，可以协助艇上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恶性事故扩大，我不仅要为这条艇负责，更要为艇上100多名参试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
试验进行得非常顺利，人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全神贯注，艇里回响着艇长下达任务、艇员及测试人员报告操作的声音。巨大的海水压力，使艇体多处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当深度计指针显示到极限深度后，艇长下令各岗位严密检查，当所有检查正常通过后，艇长才下令起浮。
上浮到100时，全艇突然沸腾起来，握手、拥抱，甚至有人激动地哭了，深潜试验圆满成功，试验数据一个不漏地取了回来。艇上《快报》要我题几个字，我不是诗人，但一时兴起，随即题写了一首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无私奉献 成就担当
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首制艇，1965年正式立项进入型号研制开始设计，1968年开工建造，1970年下水，1971年完成系泊试验进入航行试验，1974年8月1日交付海军，只因北海水浅，极限深潜试验和水下全功率最高航速试验到1988年才在南海进行，研制进度之快，在世界核潜艇研制史上是罕见的。
1974年首艇交艇时，我们总结了研制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四句话16个字归结为“核潜艇精神”，这四句话16个字是参与核潜艇工作广大职工的共同指导思想和具体行动纲领，激励着大家只争朝夕、奋勇拼搏。他们淡泊名利、隐姓埋名、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又奉献终身，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核潜艇事业。如果问他们对此生有何评述，他们会自豪地说:“此生没有虚度！”为什么没有虚度？他们会骄傲地回答：“落实毛主席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我们做到了，不是一万年，也不是一千年、一百年，而是不到十年。”再问此生有何感想？他们坚定地回答:“此生属于祖国、属于核潜艇，献身核潜艇事业，此生无怨无悔。
这就是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的科学道德观，他们献身核潜艇事业，他们做的每一件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使命、责任、担当”的诠释，那么真切朴实，那么感人至深！这一代人留下的不仅仅是巨大的成功和光辉的业绩，还有伟大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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