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五四运动比辛亥革命更加进步的地方，就表现在它拥有了一个更加壮大的阵营。这个阵营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出现于运动前头的几十万青年学生。这些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过去更加广大、更加觉悟，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先锋队。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做出的选择，是在中国历史重大关头做出的选择。今天，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只有重温五四运动为国家进步、民族复兴作出的贡献，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坚定不移地与全国人民一道，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证了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历史贡献。他指出：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P2)
今天，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只有重温五四运动为国家进步、民族复兴作出的贡献，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坚定不移地与全国人民一道，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历史上的五四运动比辛亥革命更加进步的地方，就表现在它拥有了一个更加壮大的阵营。这个阵营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出现于运动前头的几十万青年学生。
这些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过去更加广大、更加觉悟，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先锋队。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做出的选择，是在中国历史重大关头做出的选择。由于他们选择的正确，迎来了中国20世纪的革命胜利和21世纪的辉煌。
一、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由追求法兰西民主的“德先生”，转为选择苏俄社会主义民主
当今的一些人们，包括学术界的一些人，总是在说：“五四运动提出了德、赛两个先生，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其实这样的提法不是完全准确的。
德、赛两先生的口号不是五四运动才提出来的，而是在此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明确提出来的。1915年9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新青年》杂志前身），还没有提出德、赛两先生的口号。当时《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只是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2](P6)当时的“人权”，主要是指民主权利。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明确提出德、赛两先生的口号，并做了说明：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P59-60)
从此，“德、赛两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时期。
“德先生”（Democracy）即民主，当时明确指向法兰西民主；“赛先生”（Science）即科学，当时主要指自然科学。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这两个口号在五四运动期间也在延续和发展。
当初，关于德先生、民主的内涵，陈独秀发表的一篇解释的文章就明确表示，他所说的民主主要是指法兰西的民主模式，称作法兰西民主。这就是指起源于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民主的政治、民主的观念、民主的权利。
1915年9月15日，他在《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说：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3]
不过，陈独秀在文章中提到法兰西民主时，并不掩饰法兰西社会民主的缺陷：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不平等一变而社会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文明，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贝夫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其说未为当世所重。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于法兰西。圣西门及傅里叶其最著称者也。”[3]
可见，当时陈独秀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指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学说，最多也就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主义或更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他的“德先生”的样板显然就是以法兰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看来他在提出这种追求的目标时，已经看到了这种“德先生”的严重弊病。
所以说，德先生在当时就是这样的内涵。应该说，这样的德先生，对于中国来说，在当时也是革命的、进步的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当时的先贤们认为：中国还没见到有比这更先进的东西，而当时中国社会停留在灾难状态，主要就是缺少这些东西。因此，这些先贤们就要来提倡这些东西。
但革命时期，历史进程发展加快，“德先生”很快就被历史推向世界舞台的边缘，新的主角——苏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取代了老式的法兰西民主的地位。
随着五四运动的出现和发展，随着中国人眼界的开阔，“德先生”很快就被抛到幕后去了。这是因为有更新的东西出现，改变了中国人的看法，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大变化。虽然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还在继续使用，但内涵和以前大不相同，有了本质的变化。除了陈独秀已经觉察到的“德先生”的缺陷以外，促使当时中国先进青年们改变对德、赛二先生看法的要素有以下方面。
第一，人们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后果，使得许多追求民主的人对西方的民主产生了失望、甚至绝望。
新老帝国主义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大灾难、大浩劫，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的面目。
12个交战国1000万名壮丁丧生在沙场；2000万人受伤，其中造成350万人终身残废；战后发生的饥饿和灾难使得2000万人丧生。残酷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改变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看法，不再把它们的民主样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甚至包括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人们、非常温和的人们，也改变了对现实资本主义的看法。
梁启超是一个很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的坚持者。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刚刚签订一个月以后，于1918年12月就和同仁结伴，一行7人，到了欧洲做了一次认真的考察和旅行，目的就是亲眼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的真相。
他这次考察和旅行的日记叫做《欧游心影录》。其中，梁启超描述了当时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情况，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整个欧洲的物质和精神的崩溃。他在日记中纪录了一个美国记者赛蒙氏与他对话的情况：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作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 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的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4](P2975)
西方知识分子慨叹“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的思想使得梁启超很受触动，他写在了日记上。
梁启超还写下了这样的社会景象：
“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默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4](P2973)
这就是西方人们的普遍心态。面对着“弱肉强食”的西方世界的社会矛盾和发生世界大战的灾难，他觉得“不寒而栗”，写下了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结论：
“贫富两阶级战争，这句话说了已经几十年，今日却渐渐到了不能不实现的时代。这种国内战争，在人类进化史上的价值，绝非前四年来国际战争可比。”[4](P2971)
“俄国的火盖已自劈开，别国也到处埋着火线。有些非社会党的政治家眼光锐敏，办些社会主义的立法，想要缓和形势。只是积重难返，补牢已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3]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景象，确实呈现出自身社会制度的严重弊病，梁启超这样的一个改良主义者都断言要发生革命，新世纪到来了。可见，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首先在西方民众中破产了，它还能够成为东方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吗？这是不可能的了。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反应就更强烈一些。1919年10月份，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是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在上海青年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他用大量的篇幅批评了在中国用“教育立国”的论调，他说教育是救不了国的。他说在中国实业也是救不了中国的，批判了实业救国论，说搞实业、搞工业、搞工商业都是救不了中国的。他还批判了搞地方自治来救国的主张，说这也是救不了中国的。最后，他提出了一个结论：
“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5](P422)
这是孙中山的结论，他也是断言这个世纪必然要有一场大革命，离了这个革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陈独秀，五四运动之后在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的时候，在思想上也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新青年”宣言》，在这篇宣言里，他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当时在中国的词汇里面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就是讲钱，金力主义也是讲钱，翻译得不一样）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时候了。”[2](P159)
他在五四运动以后，再也不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抱什么希望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残杀、大浩劫对中国先进人们的教育，使他们对西方的民主失望，所以，此后再提倡德先生，或者再提到民主这个词汇，就不是1915年德先生的含义了。
第二，人们看到了在中国的邻国发生的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阳历十一月）。这种新式的革命燃起了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对于苏俄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一时还没有大量的信息传到中国来。但是，在五四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随着大战结束及其后果对中国人的刺激，十月革命的影响就传过来了。
十月革命的影响发生最大的一次扩散，就是《苏维埃俄国对中国民众和南北政府的宣言》。这个宣言首先声明是面向老百姓的。那时的中国，北方一个军阀政府，南方一个孙先生领导的政府。这个宣言，旗帜鲜明地告诉中国人：
“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
“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永远结束前俄国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义行为。”[2](P76-77)
苏俄废除沙俄在历史上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尊重中国人自己对自己国家的命运的选择。在历史上，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有这样的举动和态度。这个宣言是1920年4月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开来的。
当年，在五四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全国学联就马上给苏俄一个回答的电报，电文说：
“你们这一次的大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个新纪元，我们实在是佩服的很。”[2](P164)
这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苏俄革命的直接反应。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五四运动中出现了工人运动的介入，“六三”“六五”以后，上海工人阶级首先起来介入五四运动，使得五四运动变成一个全国、全体民众性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也产生了全国工人的工会组织，当时称作中华劳动工会。中华劳动工会看到苏俄对中国的宣言之后，也给苏俄回了一封信，回信说：
“全俄的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意与你们全俄的农民、工人和红卫兵互相提携，立在那人间正道的旗帜下面一起努力，除掉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2](P164)
当时中国人把苏联“工农红军”翻译成“农民工人红卫兵”。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具有政治觉悟，形成了自为的工人阶级。对苏俄的工人阶级的政权有这样的态度，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发动了政治运动，对外界的政治反应在理论上有相当高的水平。这些都是中国对苏俄的反应，而且反应很强烈，日益扩散开来了。这足以证明苏俄革命对中国各界影响之大。
李大钊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于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指出：
“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
“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指出：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2](P48-49)
“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2](P54)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P55)
这就是十月革命在很多先进的中国人中的影响。在毛泽东和蔡和森头脑中的反应，就更加深刻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到中国来，蔡和森和毛泽东通了几封信，在相互来往的信中，他们记录了自己当时思想的变化。
首先是1920年的8月，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其中说：
“我近来对各种主义做综合的审定，觉得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代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2](P191)
蔡和森还建议毛泽东：
“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上月寄一长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2](P195)
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毛泽东表示“深切的赞同”，他在回信中说：
“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同时还否定了以往影响较大的一些思潮的影响，
“我对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謨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6](P73)
蔡和森、毛泽东之间的书信来往，已经明确地考虑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发动革命的问题。可见，此时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已经选择了追求俄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并开始准备实施革命的步骤，早已把所谓法兰西民主的“德先生”丢到九霄云外了。
二、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选择了爱国主义
中国先进的人们还看到北洋军阀政府是卖国政府，既解决不了中国的发展问题，也解决不了救亡的问题。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激发了中国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由强调一般的科学和民主转向了更加实际的救亡，挽救民族的危亡。
从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来说，启蒙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救亡是更加直接的挽救民族，促进他的独立和发展，方向和目的是一致的。但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启蒙的道路根本于事无补，绝大多数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选择救亡是第一要务，也是势在必然。这又是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选择。
现代社会中，仍有些批评五四运动的人说，“五四运动是以救亡压倒了启蒙”。
由于当时革命的性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参加革命的既有先进的中国工人阶级、有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都参加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但是所想、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更加致力的是旧式的、经院式的启蒙，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构想，企图在中国构筑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特别是大部分先进青年学生，却要正视现实，在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更加倾向于首要的是解决爱国、救亡的问题。这是无可非议的。
既然启蒙的出发点也是爱国，在民族危机面前，还要置国家安危与不顾，钻进书斋研究如何在中国照搬西方制度的空中楼阁吗？那样的“爱国”就不能自圆其说了。爱国就要反对卖国，爱国就应该首先投身救亡的运动。
“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7](P562)
与此相比，那些不做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的人，将无资格代表五四运动的革命主流。因此，今日那些抱怨五四运动“救亡压倒启蒙”的议论，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在巴黎和会前后，北洋军阀政府竟然打算和日本侵略者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在国际上，中国名义上也是作为一个战胜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曾跟着国际舆论欢心鼓舞，大喊大叫说是公理胜利。结果就在这个公理战胜的欢庆背景下，凡尔赛召开的巴黎和会却做出了决定，同意按照袁世凯和日本人密谋签订的“二十一条”，来处理中国的领土问题。
“二十一条”不仅是涉及由日本接替德国占领中国山东青岛的问题，还有五条内容涉及我国的许多主权问题。
“一月底，和会十人会议讨论处理德国殖民地问题时，提出了山东问题，日本声称山东权利是它在对德作战时取得的，并借口‘二十一条’中对于日本在山东的权利有明文规定，段祺瑞政府在1918年又有‘欣然同意’的复文，坚持不肯交还山东权利。”
“4月30日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最后决定。U和平条约第156157158等三条规定大战水日本称火打劫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8](P32)
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政府的代表，虽然不得不承认‘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但是他们尊重北洋政府的意志，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合约上签字。”[9](P31)
对此，中国的老百姓感到莫大的耻辱。挂着战胜国的牌子，继续遭受任人宰割的待遇。这样一个过程就使得北洋政府暴露了卖国的嘴脸。这就激起了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和爱国热情。
陈独秀在1919年5月4日在《每周评论》上发文指出：
“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2](P65)
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发出爱国强音：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难的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越深，反抗越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10]
在北京、上海、成都的报刊也转载过《湘江评论》的文章。当时胡适主编的一期《每周评论》上，发表评论说：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1]
当然，促成民众掀起爱国浪潮、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除了巴黎和会践踏中国主权及其中国政府的卖国以外，还有长期积累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传统。中华民族的这种爱国传统，遇到民族危机之时，必然因势而发。
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代表人物准备签字的消息，是1919年5月1日在上海一家报纸上披露的。北京得到这个消息，是1919年的5月2日。蔡元培、许德珩等人知道该消息后，就立即开始行动了。许多学生5月3号晚上在北大的法科礼堂聚会，作了大规模游行示威的组织工作。5月4日下午一点钟，十几所大学三千多学生就集中在天安门前，发表宣言和抗议书，举行游行示威，火烧了赵家楼。运动就这样越来越高涨了。
那些埋怨“五四运动以救亡压倒了启蒙”的人认为：当时只顾了救亡图存，没有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学习和宣传普及，没有走成资本主义的道路。似有极大的遗憾之意。这种态度是不顾大局的表现。
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一个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到底是应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还是应该躲进书斋，按照西方130年前的启蒙思想家的蓝图空发议论呢？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爱国、救亡，这完全是正确的。
一个理论，即使曾在当时是先进的，一旦时代的发展有更加先进的科学的东西取代了它，如果不去接受这个更科学的东西，而是死死抱住原来的落后的东西不放，只能变成历史发展的绊脚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起的革命作用、进步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徒弟们却在19世纪40年代，死抱着他们老师的观点不放。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这些徒弟们竟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仍然强调那些过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结果在实践当中自己走到自己的反面。这样，就出现了欧文主义的信徒，却对英国工人阶级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采取污蔑、敌对的态度；法国的傅立叶主义的门徒竟然反对法国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的门徒，由于不能与时俱进，只能变成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同样的道理，关于德赛两先生的启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曾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当五四运动很快扬弃了德赛两先生，这时如果还有人固守以往新文化运动的老口号并死抱着不放，必然会走向历史进步的反面去了。
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的精神，这已经成为现代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此后发生的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6年抗议帝国主义的“三一八”爱国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都是继承五四爱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运动。
在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学雷锋运动，勤俭节约运动，都体现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新时期，1980年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提出的“干社会主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1981年北京大学学生提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90年以北京青年学生为代表产生的“亚运精神”；1998年抗议美国轰炸我国驻南使馆的运动，2019年广大青年学生在庆祝新中国70周年国庆中体现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都代表了一代先进青年爱国主义传统的主流。
新时代，我们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就是要不负使命，积极投身民族复兴的大业，建功立业。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所说的：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P6)
只有坚持同人民一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今日爱国主义精神的真实体现，才是五四运动精神的继承。
三、五四运动中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在众多的社会力量当中，选择了与工农民众相结合
参加五四运动的力量很多，开始是青年学生，但是在六月三日以后就加入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三罢”斗争就把所有阶层的进步力量都汇集到运动当中来了。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倾向都是很方便的，但是五四先进青年最后的选择是和工农结合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当时一个伟大的正确选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及其先进政党，完成革命任务所依靠的根本力量就是工农大众，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只有依靠这个根本力量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就会出现欧洲1848年革命的情况，工人阶级政党由于缺少广大工农的根本力量的支持，变成了“孤鸿哀鸣”。
毛泽东也特别强调这个根本力量的作用：
“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7](P559)
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以后，由于反动政府大肆逮捕示威学生激发了工人阶级群众的参与。从6月3日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参加了运动，使得运动突破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畴，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学生、工人、商界联合的广大群众性的运动。五月上旬参加运动的工人，已经包括纺织、铁路、机器制造、造船、码头等几个行业，达6—7万人之众。工人游行示威，并提出政治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和一切密约，要求集会和言论自由。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发动如此巨大的政治大罢工，表明工人阶级新的战斗姿态，表现为反帝反封建的领导力量。
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充当了先锋队的作用，但是只靠这支先锋队是不能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因为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毕竟不是主力军。
“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 [7](P553)
主力军就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先锋队与主力军结合，并把主力军动员起来，革命才能成功。
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不仅是形式上到工农群众中去了，更加重要的就是与工农大众根本革命力量所体现的主要革命使命相结合，要投身和从事广大工农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的革命工作和革命事业，而不是简单地与工农民众在形式上的结合。只有投身到千百万工农民众的事业，也才能真正与工农民众打成一片，从思想感情到生活方式都打成一片。
每一个革命时期，工农大众担负的使命是不同的。
五四运动时期，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产生，工农大众在工人阶级带领下从事的主要革命事业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在延安时期，工农大众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从事的主要革命事业是抗日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
在西柏坡时期，工农大众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从事的主要革命事业是完成解放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时期，工农大众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从事的主要革命事业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在这几个阶段和时期，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实际表现，就是能不能投身完成每一个时期的革命事业，完成革命的任务，履行自己拥有的责任和担当。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两篇文章中，论证了五四运动中先进青年指示的这个方向就是青年运动的方向。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7](P566)
这就是毛泽东对五四青年运动方向的一个概括，他的核心是：你的立场感情是不是在工农一边，你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不是站在工农群众一边，把他们看作革命的主力、建设的主力，是不是愿意投身于他们从事的革命事业，这就是真假革命的根本标准。
五四运动以后，很多青年学生穿上工人装、农民装走向工厂、矿山、农村，确实得到了锻炼。但是，参加五四运动的那些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那些领袖人物，不久就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追求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另外一小部分人，过去很活跃，后来在五四以后转向了反动方面。这个分化的过程，一个关键点就是那些大部分走向工农结合的人们保持了进步的态势，而完全隔绝于工农群众的人走向了封闭、保守、甚至反动。因此，是否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今天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保持工农的立场，这是一个层次；第二就是在实践上接触工农，改变自己的感情。
感情问题，是和责任心连在一起的，责任心又是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的方向连在一起的。五四时期，有工农感情的人往往对这个国家兴亡有一种责任感。有这种责任感，就比较容易确立一个正确的立场。
在新时代，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讲得特别清楚，那就是：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人民立场就是工农群众的代名词，就是人民革命事业在今天的要求。只有投身到民族复兴大业，与人民大众一道干，才算是做到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是继承和发展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
四、五四运动在各种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这是五四运动中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又一个伟大贡献。在各种不同思潮中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五四时期，中国流行着达尔文主义、实验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也流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如：有依靠乡绅和商人的吉尔特社会主义；有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还有主张立即实行各取所需、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还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等一些社会主义思潮。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进步的、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都信仰过无政府主义。鲁迅、蔡元培、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也信仰过进化论。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到来，以上这些思潮全都在中国人面前破了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无义战”、狗咬狗的局面，战后巴黎和会上的争斗，使得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原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所谓进化论，都是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浩劫服务的，其实质是一种野蛮的“丛林政策”。因而进步的人们在几次大论战之后，就抛弃了进化论等思想。
这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
“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12]
李大钊还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
“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想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
“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上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13]
毛泽东也曾在延安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了自己在五四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过程：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4](P39)
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刊物，出现了北京的《晨报》副刊、《新青年》杂志，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杂志、《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物就有：李大钊、胡汉民、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15](P17)
五四运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加速进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骨干日渐增多，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加速成熟。一大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和论辩，迅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首先，他们掌握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
“一切社会上政治、法治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
“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
“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13]
《新青年》在“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顾孟余的文章《马克思学说》，其中说：
“社会经济是基础。法律与政治，是这基础上头的建筑。”
“一切社会的理想，期望，想象都是按照一种不可移之公例随着社会经济转移的。……社会里一切变动的最终的原因，须在意时代的经济里寻找。”[16]
其次，他们掌握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掌握了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
蔡和森用一个公式表达对阶级斗争的看法：
毛泽东认为：
“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8](P2)
毛泽东还认为：
“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专政，非以无产阶级专政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19](P71-72)
再次，他们掌握了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这是因为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显示了工农劳动大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要救亡，要革命，决不能离开工农大众。因此，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扬弃了英雄史观，赞扬人民群众的伟力，接受人民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观点。
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15](P24)
李达也认为：
“单单一个人是神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是劳工神圣的时代了。”[20](P43)
此后，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能够创造人民战争，把人民看成是最可靠的铜墙铁壁，革命成功之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群众高呼：“人民万岁！”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哲学的论战还有一条战线，那就是主张唯物辩证法的陈独秀、郭沫若与主张实验主义的胡适之间的论战。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的“序言”中，提出了对胡适唯心历史观的挑战。他写道：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21](P67)
胡适在答问中说：
“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22](P44)
陈独秀以《答适之》表明了对唯物历史观内涵的辩驳。陈独秀说：
“社会是人组织的，历史是社会现象之记录，‘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21](P68)
胡适等实验主义的信徒始终反对唯物辩证法。胡适认为，辩证法
“是在生物进化论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在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21](P70)
他引用了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说明，
“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曾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它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的方法保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黑格尔更顽固了”。[22](P70)
胡适把唯物历史观说成是达尔文学说之前的学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他对达尔文的解释，已经退化到英国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中去了，接近后来社会党坚持的哲学观点，是对资本主义持改良主义态度的观点。
胡适的实验主义，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批评。
彭述之指出：
“实验主义就其全部精神看来，正是美国资产阶级精神的反映，此种精神的主要点就是专重‘实际的效果’，即‘实际的利益’，若要更通俗化起来，就是专注重于美元，这就是‘真理’……换言之，实验主义就是美国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抽象化。”[23]
彭述之还指责了胡适的实验主义是否定革命的理论。他说：
“可见实验主义者此种混淆‘演进与革命’的区分，其用意不外是企图根本否认‘革命’，而证明只有‘演进’即只有‘改良’，这对于已经统治全社会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已经差不多统治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当然是十分有利益的。”[23]
王礼锡也指出胡适否认突变、否定革命的本质。他指出：
“他绝不了解贫与富，疾病与健康等等之对立。他绝不了解美国地下工人和煤油大王之间的生活的悬隔。他绝不了解在这些世界中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怎样在发展他们的矛盾，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怎样在发展他们的矛盾。他绝不了解也绝不愿意了解这些矛盾将怎样用突变——革命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非科学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只能引导假的思想入于迷途。”[24]
胡适坚持的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已成为社会党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曾经为第二国际的右翼党派所奉行。但是随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这种改良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已经破产。
就是这样，在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鉴别和选择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得到了大传播，其他各种过时的思潮，都被大风卷走。
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5](P1516)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这就是中华文明再度起飞、重振斗志的坚实基础。
五四以后，世界观转到马克思主义来的先进人物比如陈独秀、毛泽东还有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时延、董必武、陈潭秋、向警予、何梦熊、李达、李汉俊等人，都是这个时期转过来的。只有李大钊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他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他的人大体上都是在这个时期转过来的，都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他们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而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正确选择。从此以后，哲学和社会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科学。原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过的“赛先生”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
这种情形正如毛泽东所说：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25](P1470)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5](P1470-1471)
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做出的重大选择，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传播，促进了建党骨干的进一步成熟，推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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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王宏岩，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经济理论与国家安全教研室；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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