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晋年同志1983年在陕北党史中的路线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贺晋年同志1983年在陕北党史中的路线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1983年4月28日）

 

贺晋年

一、我没有多少具体材料，根据我自己几十年的体会和了解的一些情况，谈一谈陕北的历史问题，着重于军事方面。

（一）我是1930年由陕北特委派到甘肃、宁夏去做兵运工作的。

那时，陕北好多同志，包括谢子长、刘志丹、张秀山等一大批同志，都被派到甘肃、宁夏做过兵运工作。我在甘肃参加过两次“兵暴”，搞过两次游击队，坐过两次牢，统统以失败告终。我有几次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几乎把老命送了。有一次，敌人把我抓住，装到麻袋里，搞到一条山去，几乎被整死。到1933年秋天，我才回到陕北。我通过几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体会到搞革命武装斗争，要有两条：一是要有根据地，不懂得搞根据地，就无法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二是必须组织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和旧军队完全决裂的我们自己的军队。依靠改造哥老会，依靠改造旧军队，几次都失败了。谢子长搞过，没有搞成。刘志丹在旧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武装，也失败了三、四次。当我们在旧军队里，每次搞得差不多了，人家就先把我们搞掉，结果失败。三道川、职田镇交枪都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搞自己的武装，同时要搞根据地，没有这两条不行。如果没有根据地，只依靠游击队孤立地和强大敌人死打硬拼，最后还是把自己拼光。我们好几次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根据地。因为我们没有内线作战的条件，总是处于外线紧张被动的作战局面，老是在跑，连个可靠的休息地方都没有。而敌人对我们的情况，又掌握的比较清楚，我们则非常被动。“鱼没有水”，总是要失败的。

认识井冈山道路，并不那么容易。据说晋西游击队开始时，并不是井冈山的东西，一点也不知道如“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们还是有的。但是真正要把它融化了，不是那么容易。有很多时候，正确的东西，还要经过自己许多次失败，才能认识。没有失败的教训，很难认识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不是孤立的，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逐渐接受和融化。我们走了很多曲折的道路，花了不少代价，失败几次（这种情况包括陕甘、陕北都有），一直延续到1933年秋天的陕北一支队在枣树坪战斗失败，埋枪，解散，才感觉到原来的办法不行。陕北在1933年冬天，谢子长回来以后，特委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按井冈山办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随后恢复了一支队，逐渐建立了二、三、四、五支队，很快地建立起几个支队，也建立了分散的小块根据地，组织贫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把群众组织起来了，搞了土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敌人千军万马进来，也等于进了迷魂阵。而我们的传山哨，使我们对敌人的情况能及时了解。由于我们消息很灵通，有利就打，不利就走，甚至我们在敌人鼻子底下，敌人也不知道。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自由，有了主动权。否则，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根据地，主动权始终在敌人手里，我们则经常处于被动局面。

分散的小块根据地，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游击队的独立自主权太大，因而就发生了错杀人和不尊重地方政权的情况。比如错杀了杨林的父亲问题，这是红一团二连连长阎应娃干的。因在一次战斗中，我负伤后，决定部队分散活动，把二连分到杨林父亲所在的安定县东区活动。杨林的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区长，杨林那时也没参加工作（杨林1930年入党，是我介绍的），下边的同志不了解情况，认为杨林的父亲当过“老总”，阎应娃就把他抓住杀了。我的连长杀了人，我这个团长还不知道。再如，高岗1934年到陕北，在准备派他去上海学习时，在清涧他就杀了个叫党义山的人。党义山原在陕甘游击队时是高岗下边的一个中队长，高岗当时既没有职务，又不经过政府批准，就把人杀了。为什么杀他，现在还是个谜。因为临镇（真）战斗高岗带他的大队撤走时，党义山是中队长，并派他和高朗亭同志联系过。那时的游击战争，对井冈山道路，一下子搞不清楚，也领会不了。

（二）军事作战思想问题。1932年10月，陕北特委派毕维舟去延川宣布成立九支队，队长为高朗亭，政委艾龙飞，以后改编为一支队。这时对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不懂得，也不懂得建立根据地。运动战中的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形成。虽然偶尔也打点胜仗，但作为军事作战指导思想，没有完全形成。1933年秋天，强世清带的一支队，以几十个人的劣势向驻扎在枣树坪的敌人张建南的一个营打仗，以自己的劣势兵力和敌人的优势兵力死打硬拼，结果造成很大损失。又经过温家铺战斗，主要领导干部死的死，伤的伤，被捕的被捕，逃走的逃走。到1933年我回来时，差不多一片白色恐怖，连我们的区委都停止了活动。剩下的游击队员群龙无首，无处找特委，只好埋枪，解散回家。就在这关键时刻，谢子长等同志回来了，恢复了一支队，又建立了几个支队，陕北特委也开了会，决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从此，陕北的武装斗争很快发展和壮大起来。我1928年入党到1934年，这个时期，想搞革命，但怎么搞自己的武装，却不知道。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体会到离开群众不行，群众不发动，根据地不建立，革命斗争根本没有办法发展壮大。

（三）建军思想问题。1933年以前，陕北游击队（主要是一支队）的单纯军事观点，脱离群众，军阀主义习气是很严重的。对井冈山的建军思想如何接受过来，再把它融化了，起码是很差的。游击队对群众工作，对根据地工作，做的也是很差的，把自己看成只是单纯打仗的。军队内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也很差。游击队力量很小，敌人又每天追捕，内部还搞内哄。强世清这个人，作战很勇敢，革命很坚决，就是军阀习气很严重。他1933年春到九支队当副队长，4月就把队长高朗亭的枪给缴了，而后陕北特委把九支队改编成一支队，他任队长。1933年他搞了两次南下，第二次南下时，把政委李成荣捆起来要枪毙，引起干部和队员的反对，他只好把李成荣放回陕北。这说明游击队中党的领导，政治工作，政委的地位，无法实施。井冈山红军的东西，我们学的很差，接受的很少，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很难贯彻。陕北正确的建军思想是在谢子长同志1933年底回来以后，才解决了的。

（四）在谢子长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在26军老大哥的帮助下，陕北武装部队于1934年8月，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把除神木、府谷以外的小块分散的根据地基本上统一起来了。主要是三块根据地：一块是安定；一块是清涧和延川；一块是葭吴，包括绥德。这三块根据地，除清涧、瓦窑堡还有敌人外，都连成了一片。这时成立了陕北红军，开始成立红一团，就是我这个团，不久又成立了二、三、五团，到1934年底，成立了84师。84师成立后打了三个小仗，安定县的南沟岔消灭敌人一个排，清涧高家村消灭敌人一个排，延川贺家湾和敌人一个连遭遇，打了一个击溃仗。不到两个月，刘志丹同志上来了以后，84师实际上和总指挥部在一起，协助刘志丹同志作一些战情工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五）刘志丹同志1935年初来到陕北以后，红26军、红27军的主力，共六个团，可以比较大量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刘志丹总指挥的领导下，打了几个漂亮仗，形势发展很快。完成了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统一，连成了一片。到1935年红25军到达陕北前，并冈山道路的内容，就比较系统一些了，政治工作和政委地位确立了，军队内部也团结了，战斗力也增强了。在谢子长领导时期，我们可以完全消灭敌人一个排或者一个连，击溃一个营。在刘志丹领导时期，可以消灭敌人一个营或一个团。

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是我的上级和领导，给我的教育和培养都很多，对我都是很信任的。他们是亲密战友，不是冤家对头。可以举几个例子：在谢子长病重的时候，刘志丹三次去看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是我们深受感动的；谢子长死后，为稳定陕北的群众和部队，不让敌人知道，刘志丹同志考虑很周到，决定不报丧；谢子长死后，刘志丹提议要西北工委把安定县改为子长县。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1935年西北工委召开的周家硷会议，确定的谁是军委主席问题。本来不是个大问题，实质上谢子长没有到任，事实上是刘志丹主持军委工作的。以后有人提供材料说，参加会议的白坚同志（已死），留下了个材料和当时在军委工作的作战科长雷恩钧、侦察科长高朗亭等人提供的材料说，刘志丹起草的布告上，写的是军委主席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高岗。这个情况，我觉得对歌颂刘志丹大有好处，也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刘志丹这个人很谦让，总是把谢子长摆在前边。主席是谁，并没有改变刘志丹和谢子长的基本关系，改变不了谢子长的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我写文章是因为有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又觉得对宣传刘志丹的党性更有好处。我写文章的稿子送给西北的许多老同志看了，包括刘景范、习仲勋、张秀山等同志，但后来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个别人那么大的火气。

我对红26军，始终认为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我们学习了26军的不少东西。红26军3团，王世泰、吴岱峰先后当团长时和义勇军的郭宝珊同志，红2团的孔令甫等同志，我们都在一个战场协同作战，密切主动配合，从来没有闹过不团结。我们从来是尊重26军老大哥的，正像刘志丹给我们的评语说的：“少年英雄红1团，老大帝国红3团”。意思是红26军老3团是老大哥，陕北红1团是后起的小弟弟，但都是两个主力团，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永远是小弟弟，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在我个人的失败教训中体会到：一是要有根据地；二是要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红军部队。如果想依靠把旧军队和哥老会改造成红军，从刘志丹和谢子长多次失败的教训中，证明此路不通。因为每次并不是我们改造了旧军队和哥老会，而是人家把我们搞垮了。西北先锋队的刘善忠，汉中红29军的杜润芝是怎样死的，这是血的教训。所以，首先把党领导的自己组织的基本队伍——红军和改造的对象严格区别开来，不能有丝毫马虎。只有我们有了自己的红军和坚强的党的领导，才有可能改造他们。晋西游击队也好，陕甘游击队也好，都是在学习井冈山道路以后，才前进了一大步。否则，仍在搞兵运工作，仍在幻想改造旧军队，改造哥老会中摸索。1933年陕甘、陕北都是在倒霉的时候，南山失败，26军等于全军覆没，一支队在安定也基本全军覆没。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建立红军，自己没有基本力量，你去改造谁？联合谁？谁理你。山西省委、河北省委、北方局在山西建立晋西游击队、在陕北建立陕甘、陕北游击队方面，是很有功绩的。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在开创时期，都是有功绩的。否定谢子长同志，说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呀！“宗派”呀！什么“背后暗箭”呀！既不利于团结，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把阎红彦说成坏人，是不公正的。我给耀邦同志写过信，我说“不公正”。给《刘志丹》小说平反，我赞成。“文化大革命”把我审查了几年，一是《刘志丹》小说，一是高岗分子，彭、高、饶反党联盟成员，一是西北红军战史。说我伙同习仲勋炮制了反党小说《刘志丹》。阎红彦死后，在八宝山开了追悼会，悼词中说他是“被迫害致死”，这是小平同志定的。究竟是被迫害致死？还是康生的同伙？这是个原则问题，人家还有子女后代嘛！如果提出问题，我们怎么回答？象这样的重大问题，中央要定，要表态，否则不利于团结。

在我们这次座谈会的第一次会上，我说过不要在具体问题上扯皮。要扯，我的意见还多着呢！扯几天也扯不完。谁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时，说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乱杀人，审查了很久。我是杀了人，我在游击队当政委、总指挥部当参谋长、团长、师长，是杀了人的。我说不要算这个帐，这个帐算不清楚。那时候谁没有杀过人？26军的魏友民的老丈人是谢子长同意杀的，李家塌战斗后也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不要算那个帐了，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不要没完没了。

《刘志丹》小说，是不是党史？写军战史是不是和《刘志丹》小说唱对台戏？李建彤写的《西北历史上的几个争论问题》那篇文章，到处散发，那里面提到，说写红军战史是我们搞的阴谋。开始时我根本不知道写红军战史这件事。发起人是张文舟、白寿康、高朗亭、高维嵩、白炳勋五个人，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罗瑞卿同志批的。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不参与。说我们要“与《刘志丹》小说唱对台戏”，那么写党史、战史是否要按《刘志丹》小说写呢？编写西北红军战史是兰州军区张达志主持的，他是编委会主任。以后，我虽被列入编委委员，但从未开过全体会，我也只起了被采访对象的作用。写党史也好，写军战史也好，不要与小说对比，把小说作为基调，就没法写了。

全盘否定谢子长，全盘否定晋西游击队，西北历史就不真实或者不全面，这对刘志丹的形象，也没有好处。实际上刘志丹对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陕甘，非常高兴。阎红彦给我讲过，他们到了陕甘，刘志丹同志非常高兴，说这回好了，你们的力量一来，咱们就有办法了。甚至于阎红彦给刘志丹送过一支枪。有人说，阎红彦根本未到陕甘，路上掉队了。是有这个情况。阎红彦他们晋西游击队在来的路上，打了一仗，阎红彦掉到沟里了，一天没吃饭，睡在沟里。部队要撤走，吴岱峰说队长没来，怎么办？部队又反攻一下，把敌人打垮了，找了半天，没找到，就撤走了。阁红彦睡到半夜起来，跑到刘志丹家里。是刘志丹的老婆派长工把他送到南梁的，这中间相隔不到三天。晋西游击队的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李维俊等当事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和刘志丹见面是在阎红彦回队后。杨琪给我说过。在打延长后，往临镇走，过山时，他讲当年高岗在什么地方将部队撤走，逃跑了。26军刘志丹当总指挥时下达通缉令，开除党籍，抓到后就地枪毙。如果1954年高岗没有反党的那个问题，现在又如何解释呢？高岗在延安也讲过红26军的前身是红24军这是没有根据的。

二、关于领袖问题。

我认为陕北、陕甘都是党领导的。个人来说，刘志丹也好，谢子长也好，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高岗在延安时，出于个人目的，说了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提出过领袖人物怎么摆法的问题。有的人提刘、谢、高；有的人提谢、刘、高；也有人提出刘、高、谢。高岗是同意按刘、高、谢的摆法的。他当时提出过谢子长在阎家洼子会议上有错误。所谓错误，无非是撤了高岗的职之后，谢子长当了红26军的政委。高岗是要和死人（谢子长）争领袖的。我在延安时的意见，认为陕北、陕甘大发展是在刘志丹时期，因此，我同意把刘志丹摆在前边，即刘，谢、高。现在我还是这个意见。因为谢子长对陕北的影响比高岗大，在大革命时期，谢子长是有名的“谢青天”，同时又是烈士。高岗和死人争领袖不好。

三、高岗在延安时，提出了“陕甘创造了陕北”，“红26军创造了红27军”的问题。

以后有些人写文章也是这么个写法，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写。这种说法和提法对团结不利，我希望老大哥的胸怀宽一点。高岗在延安提出这个问题，引起许多陕北同志的不满，接受不了。何必一定要我创造了你呢！何必象小孩骂仗一样，“我爸爸领导你爸爸，我爸爸比你爸爸大”，不需要嘛！他们的理由是：（1）“陕甘任命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为陕甘第一路游击队”。这种作法和说法是不妥当的。当任命陕甘第一路游击队时，陕北一支队的指战员就有意见，不接受，所以没有传达过。队旗也从来没换过，陕北特委从来不知道。你要改编陕北游击队的番号，给人家打个招呼吗！你的儿子易名，姓贺，要给人家说一声吗！任志贞同志袖章怎么来的？很奇怪。第一，任志贞没有南下；第二，一支队在枣树坪一仗，打垮了，没看见有任志贞。任志贞在白色恐怖下，早已回家在农村隐蔽起来了，不在部队里，哪来的袖章呀！我建议，象陕甘对陕北一支队的改编，最好应该征得一支队指战员的同意，要通过陕北特委比较好。（2）“陕甘向陕北派了干部，建立了陕北武装部队”。这种说法，不太科学，也容易影响团结。陕甘回陕北的同志，情节有许多出入，有的有任务，有的是探家，有的根本没有介绍信，陕北党不知道。就算介绍来了干部，也不能得出“陕甘创造了陕北”的结论。各根据地的人员互相流动，本来是正常的，不论怎么流动，总是离不开当地党的领导。如1、2、4方面军互相都有干部交流，但不能说谁创造了谁？肖克同志原是1方面军的，程子华同志原也是1方面军的，陈赓同志原是四方面军的，不能由此得出1方面军创造了6军团和红25军的结论。希望老大哥照顾照顾小弟弟，更多的注意到团结，要有点气魄。不要每次写文章，离不开这句话。刘志丹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高岗提这个问题是有个人目的的。我认为领袖问题，根据地问题，都是高岗在延安搞乱的。如果郭洪涛想争领袖，他不够资格，群众也不会同意。陕北同志提出的主要是谢子长和刘志丹的摆法问题，没有人提郭洪涛。我建议，以后写文章、谈话时不要这么提，陕北和陕甘党是兄弟关系，不要往远里说。

四、肃反问题，我没参加，不是当事人。

红26军的干部受了委曲，受了迫害，应该平反。那时如果继续捕下去，就要捕到我的头上。我们也不好受，人心慌慌，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紧张得很。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中央是会找当时主要领导同志核实清楚的。我看过朱理治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张秀山给我的朱理治在延安时的交待材料；一个是郭洪涛给我的朱理治1958年在北京写的材料。究竟哪个准确，请中央研究确定，我相信中央。我看朱理治1958年写的材料和程子华同我谈的情况，比较一致。

关于接不接中央的问题，朱理治1958年的材料提到过，我也问过程子华同志。他说：当时前方来电报的意见，为了迎接中央，15军团应主动向彬县、长武方向出击。他在后方提的意见，认为离开根据地太远了，敌人把苏区占了，回不来怎么办？同时，在劳山战斗中，只发现中央的一股红军到了甘肃会宁，估计不会在会宁停留，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不清楚，所以不能贸然离开苏区。他主张向富县、洛川方向进攻，调动敌人北上，这样迎接中央比较妥当。前方后方都同意程子华这个意见。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是朱理治不接中央？还是郭洪涛不接中央？有历史档案，是能够查清的。

郭洪涛的肃反问题，在延安我们大家都批判过。对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搞了四次（1942、1945、1955、1959年），我参加过1942至1945年的两次。在北京，中央专门为此事，由彭德怀同志主持，解决过一次，小平同志也过问过。如无出入应该了结。我觉得郭洪涛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是不错的，特别是在国家经委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肃反问题，他有责任，有错误，搞清楚了，就可以了结。本来“左”的影响，陕北有，陕甘也有。杜衡不影响了吗？1933年红26军南下，全军覆没，还不是“左”的影响？杜衡当政委，在南下未出发前，他就离开部队回西安去了，部队还不是照样南下。如果大家水平很高，看出了杜衡的王明路线，南下起码可以打个折扣。我们是经过“右”的“左”的各种错误的锤炼，最后才认识了井冈山道路的。

我的发言，完了。

建议五人小组找吴岱峰同志谈一下，对了解晋西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红26军的情况可能有所帮助；再找高朗亭同志了解陕北一支队（包括九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建立和活动的情况。他们现在都在北京。

 周国祥•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