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 | 福兮祸之所伏：苏联的解体和美国的迷失

 

     【过而不悛，亡之本也。】

——左传·襄公七年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美国资本家和社会精英们弹冠相庆，他们清楚，美国不仅少掉了一个强悍的对手，更重要的是，苏东剧变在思想和人心上造成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一次重大挫折，而此时尚未崛起的中国，还在西方的围堵中艰难挣扎，美国资本精英们认为，接下来只要花很小的力量就能打垮中国或者迫使中国变色，届时，一个世界级的资本帝国将君临全球，美国的资本精英，历史上还从没如此接近自己的终极目标过。

然而，造化弄人，正所谓“物极必反”，美国的资本主义走得太远了，到了极致之后，美国开始在国家前行的道路上迷失，苏联的解体和美国的迷失，几乎是同步发生的，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在此，本人想到一段历史。

历史上，北非曾有个强国迦太基，这是原本居住在古代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今突尼斯北部沿海建立的殖民城邦。传说，古腓尼基城邦泰尔的国王塞浦路斯为了谋财，杀死了自己的妹妹狄多公主的丈夫，狄多公主为了防止哥哥把屠刀举向她，带着一批人扬帆出逃，最终在北非一个海岸找到了合适的新家园，建立了一个新的城邦，命名为“迦太基”。迦太基建立后，因为其坐享地中海要冲，海贸发达，和古希腊、古罗马等国家来往密切。后来，迦太基的财富引起了罗马人的垂涎，而迦太基的海军力量又威胁到了古罗马对地中海的海上霸权，于是公元前264～前146年，地中海北岸的罗马，对地中海对岸的迦太基发动了3次大规模战争（史称 “三次布匿战争”），最终将迦太基彻底覆灭。迦太基亡国了，迦太基城被罗马人烧毁，而迦太基的主体民族腓尼基人，也被罗马人赶尽杀绝，从北非肃清。罗马人这么做，目的就是一个：斩草除根，防止迦太基复仇。可是谁也没想到，罗马吞并了迦太基几百年后，汪达尔人也像当年罗马人烧毁迦太基城一样，烧毁了罗马城，这个时候人们又想起了史书记载的迦太基灭亡时的画面，于是，有人将罗马城的毁灭，视为“迦太基的身后报复”。

 

迦太基（蓝色）和古罗马（红色）

今天，看到美国在民粹、极端主义的歧途上越走越远，本人不禁又想起了苏联解体时，美国人是多么的意气风发！两相对比，或许，就像迦太基的身后报复一样，美国走向的衰落，也是苏联的身后报复吧。

本人这么说，是有依据的。

1.美国的政治经济开始走向放纵

苏联解体直接造成的后果，是美国失去了自己在世界上最大、最麻烦的挑战者，从此，美国再也不用害怕苏联和由苏联策动的国际共运浪潮了，资本主义精英得到了一个真正“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没有了共产主义运动对资本精英造成的压力，美国政治逐渐走向了“放飞自我”。

美国资本“放飞自我”的第一个表现，是开始“不事生产”：过去，在苏联还存在的时代，不论基于什么目的，美国还需要保持强大的制造业，以维持美国的综合国力。而没有了苏联，这些目的都不存在了，于是美国早在70年代就开始的、因为金融信贷业畸形发展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更是加速进行——过去美国政府还需要遏制这种趋势，现在连遏制都不需要了，因为敌人不存在了，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

正是因为失去了苏联这个敌人，美国制造业难免“兔死狗烹”，就像原苏联军事精英在苏联解体时对美国军官说的：“我们正在彻底消灭你们，因为我们消灭了你们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自从苏联解体，美国再也不用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可以光明正大玩金融、“噶韭菜”了。

由于可以“放飞自我”，在制造业衰败和金融业膨胀过程中，美国资本又显现了第二个表现——资本开始加速“金融化”：过去美国虽然在伍德罗·威尔逊时代，金融信贷业就变得非常庞大，开始左右美国，但是由于苏联这个外敌的存在，美国总统和美国一些有理智的社会精英，还会设法阻止金融业的畸形膨胀。可是苏联解体后，金融业迅速闯入苏联，利用苏联“休克疗法”的有利时机，狠狠地“噶”了一波韭菜，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借这个机会，推行了很多金融化的政策和法案。

举个例子，例如金融业开始鼓励超前消费、借贷消费，甚至透支明天、寅吃卯粮，通过借贷和举债消费，金融资本家们通过债权牢牢地把人民限制在债务中，同时还利用高房价，将老百姓困死在房贷上，而金融资本家则“躺着赚钱”。

而金融业的畸形膨胀，也坑惨了美国的制造业，美国金融资本家在苏东剧变的关口大量在国外收割财富，这些流入美国的财富，一方面推高了美国的各项物价和成本，另一方面却由于没有流到美国老百姓手中，而是全部进入金融业大佬的口袋，导致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开，而社会精英和老百姓差距的进一步增大，以及金融大佬势利的扩大，让他们可以更彻底地拉拢和腐蚀美国的政治，于是在苏东剧变后，美国的政治迅速走向腐败和溃烂，而美国的经济，也越发走向由制造业主导变成金融信贷业主导。

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美国私营经济占总经济体量为85%，整个经济体中，有近1/4（20.3%）都来自金融房地产业，制造业却只占到12%，只相当于批发零售业的规模（12%）从各个行业的GDP产值看，制造业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符合增长率低于3%；其它行业的复合增长率最少在4% 左右；

特朗普能上台，背后反映的其实是美国资本主义由于敌人苏联的消失而走向疯狂。

2.美国错失了改革的绝佳窗口期

《左传·襄公七年》里有这么一句话：“过而不悛，亡之本也”，意思是有过错却不知改正，这就是灭亡的根源。

其实，美国政治中有很多问题，虽然在里根上台后通过改革暂时稳住了，但并没全部消除，其实这也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资本扩张导致的社会问题，无法通过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改革根除，虽不能“治本”，但是改革至少可以做到“治标”。

而重要的是，在一场胜利后，挟着胜利的余威，改革正往往可以以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改革成果，所以一场胜利往往是改革的一次良机，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胜利的大小直接相关：胜利越大，改革阻力越小。

然而，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很快走向了错误的道路，本人称之为“胜利者隐患”。简单来讲，就是在之前竞争中胜利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胜利而忽视自己存在的问题，胜利的成果也会掩盖胜利者自身的不足，从而放任问题的继续积累，从而为未来的失败埋下隐患。比较典型的“胜利者隐患”，就是斯大林的“胜者无需被责难”逻辑，这种逻辑，很容易让胜者骄傲和忽视自己的问题，从而给未来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不幸的是，美国也遇到了“胜利者隐患”。

美国因为对决苏联的最终胜利，整个社会都将美式资本主义视为人类的唯一道路，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就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的终结就是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

然而，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美国资本主义获得了耀眼的胜利，这种胜利掩盖了所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前文说的金融信贷业的恶性膨胀和制造业的逐渐边缘化。

中国老经济学家张海涛在2011年出版的《论美国“赌博资本主义”》中就已经论述过：在九十年代，美国的制造业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衰退，而金融业却一直蓬勃发展。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很矛盾：当股指过高时，他担忧这有风险；而股指下滑时，他却又设法增加股市泡沫，这是典型的“头痛灸头，脚痛灸脚”，当时的美国金融业热衷于搞各类金融衍生品，这些东西属于投机产品，本质上就是赌博，美国的金融业用赌博投机的方式聚敛财富。

对这种潜在的风险，华尔街是看得非常清楚的，美国一些经济学家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美国决策层无视这种风险。

90年代，这种“赌博资本主义”开始恶化的时候，本来有很好的改革机会，遏制金融信贷业的恶性膨胀和实现美国的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换代，但是苏联的解体掩盖了这个问题，而金融投机的利益又驱使更多老百姓去参与这场金融赌博，在全民性的疯狂中，美国渐渐错失了实现产业更新改革的良机。

克林顿时代，是美国挟着胜利余威改革的良机，而此时，美国专注于做的，对外，是插手索马里、空袭南斯拉夫、围堵中国海岸线等等；对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造（结果金融信贷也更加膨胀），克林顿让自己老婆希拉里主持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结果“越改越糟”……

到克林顿末期，金融信贷业的膨胀终于招来了恶果，2000年4月后，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达到历史高峰后，开始进入长达两年的下跌，而科技板块，纳斯达克指数更是经历了高达80%的“断崖式下跌”。这背后昭示的是金融泡沫的破裂。

8年时间，美国至关重要的8年，就这样在克林顿手上轻飘飘地流走了。

3.失去了苏联制衡，美国变得在运用武力上越发缺乏应有的理智

过去，在苏联制衡的情况下，美国在武力的运用中，显得较为谨慎和注意，二战后到苏联解体前，美国总共进行了8次战争，分别如下：

1.朝鲜战争（1950.6.25—1953.7.27）

2.“蓝蝙蝠行动”（Operation Blue Bat），武力干涉黎巴嫩（1958.7.15—10.25）

3.越南战争（1961—1975）

4.“暴怒行动”（Operation Urgent Fury），入侵格林纳达（1983.10.25—11.2）

5.“黄金峡谷行动”（Operation Eldorado Canyon），轰炸利比亚（1986.4.15）

6.“正义事业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入侵巴拿马（1989年—1990年）

7.“利刃行动”（Operation Sharp Edge），从利比里亚武装撤侨（1990.6.3—1991.1.9）

8.“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波斯湾战争（1991.1.17—2.28）

这些战争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持续时间大多比较短，或者规模相对比较小。当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持续时间较长，规模也较大，其他的基本上要么是1-3个月完事，要么仅限于一个很小范围，兵力投入也不多。

而朝鲜和越南战争两场战争上，朝鲜战争由于发生在美国极盛时期，对美国的实际创伤还不大；而越南战争则由于时间较长、投入兵力较大，导致损失较为严重。越战后，美国陷入了霸权主义危机，后来是里根的改革，暂时稳住了美国的衰颓。

而越战的教训也给美国长了个心眼，从那之后，美国用兵越发谨慎，生怕再次重演越战的后果。所以后面美国的战争，规模都比较小，可能波斯湾战争（又称海湾战争）规模较大，但是持续时间也很短，更重要的是，波斯湾战争中，美军对兵力的运用分寸把握得极为精准，可以看出，美国在1975年的失败后，变得理智了很多。

然而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开始变得越发肆无忌惮。

苏联解体后至今，美国发动了6次战争，这6次分别是：

1.武力干涉索马里（1992.12.4—1994.3.21）

2.“盟军行动”（Operation Allied Force），科索沃战争（1999.3.24—6.10）

3.阿富汗战争（2001.10.7—2014.12.29）

4.伊拉克战争（2003.3.20—2011.12.15）

5.利比亚战争（2011.3.19—10.31）

6.叙利亚战争（2018.4.14-2019.10.10）

①.财政花销越来越恐怖

我们对比一下，会发现这6次战争，有4次规模都较大、持续时间也较长，分别是干涉索马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而这其中，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论规模还是消耗，都远远高于越南战争。

美军在越南总共花费1410亿美元（折合成今天购买力，大约1万亿不到），而在伊拉克总共花费2.2万亿美元、阿富汗又有1万亿美元以上，总共在3.2万亿美元以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平均每天花销都以“亿美元”为计算基准。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么说吧，美国2018年联邦财政预算约为6.28万亿美元，美国总共扔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钱，相当于美国半年的联邦财政预算，如果再考虑通胀因素，这个数字只会更高。

如果战争耗时一年，花费就会达到百亿美元以上，相当于联邦医疗一财年预算的一半，而每个士兵的花销平摊下来，会到100万美元以上！

这只是财政花销，还没算人员死伤。

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失去了挑战者，它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外用兵，用兵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战争的程度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6场战争中，有4场规模较大的战争，而这4场，全部都完全不清楚战争的限度在哪！

②.对战争分寸把握越来越差

过去，由于苏联的挑战，美国对于战争分寸把握得非常好：

朝鲜战争，美国知道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

越南战争，美国知道把战争限制在北纬17°以南；

波斯湾战争，严格把战争分寸限制在“从科威特驱逐萨达姆”。

而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外发动战争，变得越来越缺乏分寸：

武力干涉索马里，不知道应该打到什么程度；

阿富汗战争，不知道反恐“界限”在哪里，谁改打、谁不该打；

伊拉克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撤军，也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

叙利亚战争，急急忙忙把部队放过去，却不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做。

由于战争缺乏分寸把握，战争的规模就很难控制、战争的投入也很难限制，很容易超支，更重要的是，超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个结束。

而更重要的是，缺乏分寸的军事行动，很容易在地缘政治上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例如破坏原有的地缘政治局面，引发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就像美国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就造成了一系列后果，最终让美国骑虎难下。

历史上，缺乏分寸的军事行动导致严重后果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路易十四入侵荷兰导致欧洲组建反对法国的军事同盟，最终在围堵中法国的“海外殖民帝国”梦碎；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导致全欧洲开始抱团对付拿破仑，最终导致拿破仑陷入一场又一场他不能决定的战争中，最后被战争吞噬；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各国抱团在阿富汗对付苏联，最后直接引发了苏联的经济崩溃等等。

对比之下，美国在波斯湾战争中花费大约610亿美元，其中还有盟友替它负担的约70亿美元，再考虑战争获得的利益，美国在波斯湾战争中实际上获利大于花销。

苏联解体后，美国显然在战争中变得越来越不会把握分寸，导致自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无所得，这还没算在叙利亚一无所得的愚蠢行动。

③.战争越来越缺乏长远、明确规划

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军事行动越来越缺乏计划性，这体现在战争越来越没有长远、明确的规划。

例如，海湾战争中，美国的规划就是“打败伊拉克，但是不灭掉伊拉克，尽量维护目前中东的地缘政治稳定”。打击伊拉克，也是因为伊拉克企图破坏中东地缘政治现状；

而阿富汗战争，美国的规划，就是“反恐”：它把塔利班定义为“恐怖组织”，以在阿富汗肃清“恐怖组织”为目标，但是反恐的敌人是谁、反恐的目标是什么、反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撤走，都没有明确的考虑，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目标有多少可行性；

同样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的规划，是“推翻萨达姆，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亲美政府，尽量维持中东地缘政治现状”，但美国人却不清楚，推翻萨达姆的那一刻，中东地缘政治就发生了变化，再要恢复就不可能了，“推翻萨达姆”和“尽量维持中东地缘政治现状”本来就是互相矛盾的，同时，伊拉克的特殊情况，也导致一旦美国在伊拉克移植“民主政治”，伊拉克将会不可避免靠近美国的对手伊朗，所以，美国在伊拉克的三个目标，实际上都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乎，美国糊里糊涂，在伊拉克打了8年，最后一无所获。

④.战争的原因越来越意气用事

过去，美国用兵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原因还是两个，一个是攫取新的利益，一个是维护既得利益。

例如入侵格拉纳达和巴拿马，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因为格拉纳达企图靠向苏联和古巴，而巴拿马则是企图收回巴拿马运河区；而波斯湾战争，则是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同时，攫取新的利益（主要是石油资源和维护美元霸权）。

后来美国的军事行动，越来越意气用事，苏联解体后的6场军事行动，全部都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尤其是阿富汗战争，把上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和上万亿美元丢在一个美国完全控制不了的偏远小国，这种行为简直是不可理喻的，如果马汉等战略大师泉下有知，估计会骂死小布什。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意气用事，损失了大量军队后，还嫌自己错得不够，后面它又把叙利亚政府军列入自己的打击对象，美国这个决定，仅仅是因为叙利亚政府军得到了俄罗斯支持，逐渐扭转了危局，开始占上风，美国不甘心自己在叙利亚砸钱砸人搞出的对阿萨德的颠覆行动就此泡汤，才跑出来为小弟“撑腰”，这完全是一种胡乱行动，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再决定战争等重大事件上，越来越意气用事、缺乏理性。

综上所述，美国的运用武力上越发缺乏应有的理智，而滥用武力，后果是灾难性的，美国不但无谓消耗了自己的国家力量，而且还处处树敌，这又迫使美国进一步对军事加大投入，最后变成死循环，美国的国力，就在一点一滴的消耗中逐渐败落。

4.苏联解体在地缘政治上给美国造成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苏联的解体，除了对美国造成以上三个后果，还给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首先，是中国因苏联的解体而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

 

苏联虽然和美国存在纠纷，但另一方面，苏联的存在，客观上也压制了中国的国家潜力释放，中国的人口相当于苏联的5-6倍，美国的3-4倍，如果完全释放，会变成一个极为恐怖的对手。

过去，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为了防备苏联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国被迫将大量力量用于备战备荒，以防止苏联的入侵。虽然苏联到80年代后期开始寻求与中国关系改善，但是这谈何容易，双方几十年积累的矛盾无法短暂化解，战略互信也不可能马上建立。

随着苏联的崩溃，中国一下子在北方失去了一个大的隐患，于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局势瞬间改善，有人说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因为改革开放，在本人看来，苏联解体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因为苏联解体让中国解除了一个军事大威胁，于是中国对军队的投入可以降低一些，对经济的投入可以提高一些，原本用于防范苏联的钱投入了再生产，在本人看来，是中国90年代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失去了苏联的制衡，而作为人口数目和历史积淀远远超过苏联的国家，中国成长为超级大国的潜力才开始释放。（前提是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

其次，失去了苏联的制衡，中东有了出现地区大国的可能。

 

苏联的存在，从北面直接和中东地区接壤，这也就对中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中东地区，有两个地区可以形成地缘大国，一个是安纳托利亚半岛（土耳其），另一个是波斯高原（伊朗）。

而其他地区，如尼罗河下游（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黎凡特地区（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黎巴嫩等地）、阿拉伯半岛，不是土地逼仄、就是人口不足，要么是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都很难形成地缘政治上的大国，但安纳托利亚和波斯高原不同，这两个地方其一是有丰富的水源（在中东，水源真的很重要），其二是环境较为适合大规模农耕，这就有维持大规模人口的物质条件，同时，地形较为完整而不破碎，不易形成几个势力均势对抗，这就很容易形成地缘大国，加上资源丰富，几乎就是天然的地缘大国产生地。

然而，由于苏联的存在，中东地区在苏联的压制下很难形成地缘大国，苏联很容易把手伸进中东，另一方面，虽然距离更远，但是毕竟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经营更久，这就让中东很容易变成美苏对抗的地区，要形成地缘大国就更难了。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东失去了近在咫尺的压力，而美国又由于地理距离，不能很好填补这些空白（例如苏联失去了对叙利亚的控制，但是美国也很难马上取代苏联控制叙利亚），加上北面的战略压力消失，土耳其和伊朗马上开始崛起。

不过目前土耳其由于和希腊的地缘对抗以及库尔德斯坦等问题，目前很难成为大国，但是伊朗就不同了，伊朗没有这些挂碍，加上地缘压力减轻，伊朗有了长足的发展空间，日后伊朗只需要等待，等到西边的对手——伊拉克的萨达姆也倒掉，那么伊朗就能崛起为中东的地缘大国了。

而不出伊朗所料，12年后，伊朗等来了这个机会。

除了中国和伊朗的崛起，苏联解体还客观上给“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战后，美苏在欧洲建立了新的战后秩序——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控制欧洲的西半边、而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则控制欧洲东半边，形成一个人称“铁幕”的欧洲战后格局。

而美苏对欧洲的瓜分，导致不论欧洲西半边还是东半边，都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和美国、苏联对抗，欧洲反而变成了两个地缘大国的缓冲区。

但是苏联解体后，一切都变了，苏联不复存在，东欧各国开始重新和西欧各国融合，这就给“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可能，而01年美国在阿富汗和03年美国在伊拉克接连两次犯错（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极大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同时也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这就让欧洲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绝佳的机会完成自己的“欧洲一体化”目标，等到美国回过头，它惊恐地发现欧洲一体化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欧盟已经崛起为地缘政治上一个不容小觑的力量。

于是，美国为了阻挠欧洲进一步一体化，一方面策动中东难民涌入欧洲，导致欧洲各国出现反对中东难民的民粹浪潮，而这种民粹浪潮将直接破坏欧盟的互信，从而破坏“欧洲一体化”，同时美国还策动英国的脱欧，在事实上造成一个坏的先例，以此破坏欧盟的完整性；另外，美国还故意支持欧洲的民粹运动，如法国的黄马甲、德国的民粹以及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目的都是破坏欧盟的内部团结和信任。

但是美国这些行为只是暂时阻挠“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一旦局面稳定，“欧洲一体化”会再度开始，那时候美国还有没有能力闹出点什么幺蛾子，就不知道了。

5.总结

苏联解体，看似是美国和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转动，美国当时也许是赢家，但是长远来说，苏联的解体，也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最终还是要时间来逐步印证，现在已经被印证了不少，以后还会继续印证。

其实，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和公正，美国可以消灭苏联，但是消灭苏联之后，自己恐怕也不能永存，苏联的复仇，以某种美国人完全感觉不到的方式降临到美国人头上，就像本人之前在上一篇文章《为什么说资本主义背景下，议会制度无法解决社会根本矛盾》中写到的：“资本主义吞掉了苏联尸体，却加速了自己的溃烂”，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这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如今，苏联的解体，伴随着美国的迷失，只是再次向世人印证了一个昭昭天理，那就是：

迦太基式的身后报复，永不止于罗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