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富得流油，发誓向它所有的居民允诺人道：在我们这儿，一个人，就是一个同谋，因为我们大家利用了殖民剥削。
不太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居民，五亿人和十五亿土著，那五亿人掌握圣言，其余的借用圣言。一些被出卖的小国王、大地主和一群伪造的假资产阶级充当这五亿和十五亿之间的中间人。在殖民地，真相暴露无遗；宗主国则喜欢掩盖真相；必须让当地人喜爱他们，可以这么说，像爱母亲那样。欧洲的精英着手制造优秀的殖民地土著；他们选择一些青年，用烙铁在他们的额上印上西方文化的原则，在他们大打哈欠的嘴里塞进一些黏糊糊的豪言壮语，把他们的牙粘住了；在宗主国短暂逗留后，把他们遣回他们自己的老家，弄虚作假。他们的弟兄们对这些生动的谎言再也没什么兴趣了；谎言四处回荡，从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我们喊出“帕台农神庙！博爱！”之类字眼，在非洲和亚洲某些地方，一些人张口就是“帕台农……博爱！”这是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结束了：只是嘴上这么说说而已；黄皮肤和黑皮肤的发言人还在谈论我们的人道主义。但这是为了谴责我们的不人道。我们高高兴兴地倾听这些苦涩的奉承话。首先骄傲地惊叹：怎么？只是他们谈话？然而，要知道我们对他们的培养！我们不怀疑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理想，既然他们谴责我们不忠于这理想；对于这一举动，欧洲对其任务深信不疑：它曾使亚洲人希腊化，创造出希腊拉丁黑人这一人种。我们完全在我们之间增加实践：然后让他们去大喊大叫，这样会使他们好受点；爱叫的狗不咬人。
另一代人来了，他们转移了问题。他们的作家、诗人以难以置信的耐心，试图对我们解释我们的价值不适合他们的生活实际，他们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掌握这些价值。这大致想说：你们把我们变成了没心肠的人，你们的人道主义声称我们属于全世界的，而你们实施的种族主义却使我们与众不同。我们听他们唠叨，心中十分坦然：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是花钱雇来读黑格尔著作的，而且他们也很少读，但他们不需要这个哲学家就可知道可怜的良心卷入矛盾之中。毫无效果。因此，让我们使他们的不幸永远延续下去吧，他们只不过说几句空话而已。专家们告诉我们说，如果在他们的呻吟中带有请愿的影儿，这将是要求合并。当然，允诺这要求没有问题：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就摧毁了建立在过度剥削基础上的制度。但只要在他们眼前拿着这根胡萝卜就够了：他们就会快步地跑。至于造反，我们对此十分放心：哪一个有觉悟的土著仅仅为了要变成像这些欧洲好儿女那样的欧洲人而要去杀 他们呢？简而言之，我们鼓励这些伤感，但一旦把龚古尔奖授予一个黑人，我们并不觉得是件坏事：这是1939年以前。
1961年。听好：“我们别把时间耽误在枯燥无味的絮叨或令人作呕的模仿上。我们离开这个欧洲，它一面没完没了地谈论人类，而一方面却到处碰到人就杀害，在它自己街上的各个角落，在世界各地。有几个世纪了……欧洲以所谓的‘精神冒险’的名义，扼杀了几乎全部人类。”这是一种崭新的口吻，谁敢用这种口气？一个非洲人，一个第三世界的人，一个从前的被殖民者。他补充道：“欧洲取得这样疯狂无序的速度……因此它走向深渊，最好离这深渊远些。”换句话说：欧洲完蛋了。这是个不好说出口的实情——我亲爱的欧洲大陆同胞们，对不对？——但我们大家在骨子里是信服的。
然而，必须保留意见。如果有个法国人对其他法国人说：“我们完蛋了！”——据我所知，这种情况从1930年起差不多每天发生——，那么这句话充满狂怒和爱的激情，说话的人和他的同胞们牵连在一起。然后他通常补充说：“除非……”大家懂得下文是：再也没有一个错误要犯了；如果他的叮嘱无下文，那么，而且只有，国家即将分裂。总之，这个讲话是连劝告带威胁，而这些话越是发自民族间的交流，就越不会令人反感。相反，当法农说欧洲走向失败时，他不是发出警告，而是提出诊断。这位医生并不认为也不宣告无救——人们看到了奇迹——，也不给它治愈的办法：他从外面，根据他能收集到的征候，指出它正濒于死亡。至于医治它么，不：他脑中有其他的操心事；不管它是死是活，他都不予理睬。由于这个道理，因此他的书引起议论纷纷。如果您感到尴尬，打趣地嘀咕道：“他给我们写些什么呀！”那么您没抓住这议论的真正本质：因为法农什么也不给您“写下”；他的作品——别人认为如此热情——对您而言却是冷冰冰的；他书中经常谈论您，但从不跟您谈话。黑种人的龚古尔奖和黄种人的诺贝尔奖完了：被殖民者获桂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讲法语”的前土著使这个语言服从一些新的过分要求，运用这个语言并惟独对殖民者们讲话：“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土著们，团结起来！”多么大的降级啊：作为父亲，我们过去是惟一的交谈者；现在儿子们甚至不再把我们当作有资格的对话者了：我们是谈话的对象。当然法农顺便提到我们那些臭名昭著的罪行：塞提夫、河内、马达加斯加，但他不是费劲去愤怒声讨这些罪行：他是利用这些罪行。他之所以使得殖民主义的策略，和那些使移殖民同“宗主国人”团结和对立关系的复杂手法不知所措，那是为了“他的弟兄们”；他的目的是教这些弟兄挫败我们。
总之，第三世界通过这个声音暴露自己的想法并对自己说话。大家知道人类不是清一色的，从中发现还有些是被奴役的人民，有些获得了假独立，有些为获得自主权而斗争，最后，有些人获得完全的自由，却一直生活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中。这些差异产生于殖民史，就是说源自压迫。这里，宗主国仅限于付钱给一些大地主：在那儿，宗主国通过分而治之，制造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在别处，宗主国一箭双雕：殖民地既是剥削之地又是移民之处。因此，欧洲增加了分裂和对立，制造出一些阶级，有时是种族主义，千方百计企图挑起和加大被殖民社会的成层现象。法农并不掩盖这点：为了反对我们，老殖民地应反对自己本身。或确切地说，这两者只不过是穿一条裤子者。在战火中，所有的内部障碍都该熔化，唯利是图者们和“买办”们这些无能的资产阶级，始终优先的城市无产阶级，贫民窟的“流氓无产阶级”，大家都应该站在农村群众——真正的国家和革命的预备军——的立场上；在这些殖民主义断然停止发展的地方，如果农民起来造反，很快就以“彻底的”阶级出现，他们经受赤裸裸的压迫，比城市里的劳动者受的苦更多，为了不至于饿死，除了打破所有的结构外，别无他法。如果农民胜利，这将是社会主义和民族革命；如果阻止农民的冲动，如果被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新国家虽然表面上是个主权国家，但仍然在帝国主义的掌握之中。加丹加的例子相当说明这问题。这样，第三世界的团结未完成：这是件正在进行的事业，所有的被殖民者通过每个国家在独立之前和独立后，在农民阶级的指挥下团结起来。这就是法农向他的亚非拉弟兄们阐述的：我们要么一起到处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要么被我们从前的暴君一一打倒，他什么也不隐瞒；不掩饰弱点，也不掩盖不和及骗局。这里，运动出师不利；那儿，在令人震惊的成功后，运动失速；其他地方，运动停止了：如果想再搞运动，必须要农民们把资产阶级抛入大海。读者严格提防最危险的束缚：领袖、个人崇拜、西方文化，并且也要提防过去遥远的非洲文化的重返：真正的文化就是革命；也就是说趁热打铁造就的文化。法农高声谈论，我们这些欧洲人可以听到他的意见：其证据就是你们手中拿着他写的书；他难道不怕殖民势力从他的直率中捞到好处吗？
不，他什么也不怕。我们的手段过时了：这些手段有时可能延迟解放，但不能阻止解放。我们不要想像我们能调整自己的方法：新殖民主义——宗主国的这一懒惰的梦想——，这是虚无飘渺的空想；不存在“第三势力”，或者不如说这是些殖民主义已扶植上台的资产阶级吹牛大王。我们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不太有办法左右这个十分觉醒的世界，一个接着一个甩掉我们的欺骗。移殖民只有一个依靠：武力，如果还有武力时；土著只有一个选择：奴役或主权。您读不读法农的作品，这对他又怎么样？他向他的弟兄们揭穿我们的老诡计，当然我们没有备用的诡计，他是对他们说的：欧洲把它的爪子伸向我们的大陆，必须把这爪子割破直到它缩回去为止。时机对我们有利：在比塞大、伊丽莎白城、阿尔及利亚乡村，除了全球所知道的事情外，什么也没发生；那些集团笼络反对党派，他们互相威吓，让我们利用这种瘫痪状态，进入历史，蜂拥而入，使这瘫痪变成全球性的；战斗吧：在没有其他武器的条件下，刀子般的坚韧足矣。
欧洲人，读读这本书，进入书中。在夜间的黑暗中摸索几步后，你们会见到有些陌生人聚在火堆旁，走过去，听听他们：他们在讨论留给你们那些保护他们的商行和雇工们的命运。他们可能会看见你们，但他们将继续他们之间的谈话，甚至并不压低嗓门。这种满不在乎打击心弦：父亲们，黑影的造物，“你们的”造物是些死灵魂，以前你们给予他们光明，他们只向你们说话，你们不用答理这些幽灵。儿子们不知道你们；一堆火照亮和温暖他们，这火不是你们的，你们，在相当距离的地方，觉得自己偷偷摸摸，夜间活动，冻得麻木：各人轮流；在这将出现另一曙光的黑暗中，你们才是幽灵。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思忖，我们把书扔出窗外。既然这书不是为我们而写，那为什么要读它呢？为了两个目的，其中第一个是法农向他的弟兄们解释你们，并替他的弟兄们拆卸我们那奴役的机器：以此来使你们在客观事实中自我发现和感觉。我们的受害者通过他们的创伤和锁链认识了你们：这就使他们有了如海的铁证。只要受害者给我们指出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了。这是否有用？有用，因为欧洲濒临灭亡的巨大危险。但你们还会不会说，我们生活在宗主国，而且我们谴责暴力。的确：你们不是移殖民，但你们并不更好些。你们把你们的开路先锋们派到海外去了，他们让你们发财；你们曾通知他们：如果他们让血流得太多，你们就矢口否认；同样，一个国家——不管是哪个国家——在外国豢养一伙煽动者、挑衅者和间谍，人家抓到他们时，这个国家就矢口否认。你们如此宽宏大量，如此人道，把对文化的爱一直推向矫揉造作，你们装作忘了你们有殖民地，并用你们的名义在那儿屠杀。法农向他的同伴们——向他们中的某些人，尤其是那些有点太西方化的人——揭露“宗主国居民”和他们的殖民地代理人的利害一致。你们要拿出勇气读这本书：因为这第一个理由，此书使你们感到羞愧，而这种羞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革命感情。你们明白：我也不能使自己摆脱主观的幻象。我告诉你们：“一切完了，除非……”欧洲人，我从一个敌人那儿偷了这本书，我把此书变成一种医治欧洲的方法。你们要利用这书。
第二个理由是这样：如果你们撇开索雷尔(Sorel)的法西斯主义的胡言乱语，你们会发现自恩格斯以来，法农第一个重新揭示了历史的推动者。但不要认为他性格太激烈和童年时的不幸使他对暴力有种不知什么样的古怪爱好：他只是诠释形势，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但这足够他逐步地组成辩证法，虚伪的大度使你们看不到这辩证法，但这辩证法制造出了我们就如同制造出他一样。
上个世纪里，资产阶级把工人们看作是妒忌者，因贪得无厌而放荡不羁，但资产阶级注意到把这些粗人包括到我们的物种中：如果不是人和自由人，他们怎么可能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法国、英国，人道主义被宣称是普遍的。
随着强迫劳动，事情迥然相反：没有合同；除此之外，还必须恫吓，因此出现了压迫。我们的海外士兵们拒绝宗主国的普救说；在人类中实施限制：既然没有人能不犯掠夺他同类的罪行，奴役或杀害同类，他们原则上确定被殖民者不是人的同类。我们的打击力量接到任务，改变这种实际上是荒谬的态度：下达命令把附属的国土上的居民降到高级猴子的水平，以证明移殖民把他们当牛马使是无罪的。殖民暴力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威吓这些被奴役的人，它企图使他们失掉人性。为了清除他们的传统，为了把我们的语言替代他们的，为了摧毁他们的文化而不把我们的文化给他们，将不惜一切；把他们累垮。他们挨饿，生病，如果他们仍然抗拒，那么害怕会使他们干完活儿：用枪瞄准农民；一些平民来住在农民的土地上，用马鞭强迫农民替他们耕种。如果农民反抗，士兵们就开枪；如果农民让步，卑躬曲膝，那么农民就不再是人；羞愧和害怕使其性格产生裂痕，使本人蜕变。一些行家里手把事情办得迅速果断：“心理学科”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洗脑也不是今天才有的。然而，尽管作了这么大的努力，在任何地方都未达到目的：在刚果，有人砍黑人的手，在安哥拉，做得并不比这差，有人最近在那儿把不满者的嘴穿了洞，用挂锁把他们的嘴锁上。我并不认为把一个人变成牲畜是不可能的：我说的是如果不使人变得十分衰弱是达不到这种状况的；仅仅靠打骂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在缺乏营养上使劲，奴役是件麻烦事：在制伏我同类的一个成员时，减少他的收益，给得那么少，一个家禽饲养场人最终所花的代价比他赚到的更大。因此殖民者不得不在训练一半时停止：结果既不是人，又不是牲畜，是土著。挨打，营养不良，生病，担惊受怕，但只到一定程度，不管是黄皮肤、黑皮肤或白皮肤，他总是有着同样的性格特点：懒惰、狡诈、偷窃，他们不靠什么生活，而只知道武力。
可怜的殖民者：这就是其暴露无遗的矛盾。据说他得像精灵那么干，杀死那些他所掠夺的人。然而这不可能：他不是应该去剥削他们吗？由于没有把屠杀一直推向种族灭绝，把奴役一直推向使之愚蠢，他张皇失措，行动计划被推翻了，一个无情的逻辑把这行动计划引向非殖民化。
不是立时三刻。首先欧洲人统治：他已完蛋了，但觉察不到；他还不知土著其实是些假土著：听他说是为了消除或驱逐他们身上的毛病才伤害他们的；三代以后，他们的主要本能不会再产生了。什么本能？是促使奴隶杀害他们主子的本能？他怎么不意识到是自己的残忍反治其身呢？在这些被压迫农民的野蛮中，他怎么不发觉自己那殖民的野蛮呢？他们浑身所有的毛孔都吸入他自己那种野蛮而消除不了。理由很简单：这位蛮横人物被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害怕丢失这个权力冲昏了头脑，全然记不得自己曾经是个人：他以为自己是根马鞭或是支枪；他竟至于认为驯服“下等人种”是通过他们的条件反射而得。他忽略了人的记忆力，记忆是抹不掉的；而且可能他从来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只有由于内心根本否定别人使我们变成的样子，才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三代？从第二代起，儿子们刚一睁眼就见到了他们父辈的战斗。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说，他们是“受过精神创伤的”。为了生存。但这些不断卷土重来的侵略非但未能使他们屈服，反而把他们抛进无法忍受的矛盾之中，欧洲人早晚要为这种矛盾付出代价。这之后，不管别人训练他们，还是用羞愧、痛苦和饥饿教训他们：只会在他们身上引起狂怒，其强度同对他施行的压迫力度相对等。你们说他们只知道武力？当然，起初只是殖民的武力，不久就只会是他们的武力了，就是说：以其人之道，反治其身，犹如我们从镜子里照出自己的映像那样。你们不要弄错，由于这种狂怒，这种恼火和怨恨，由于他们经常想杀死我们，由于害怕松弛的强劲的肌肉经常变细，他们是人：因为殖民者想要他们是干粗活的人，但他们反抗。这种仇恨虽然还是盲目的、难理解的，却是他们惟一的宝贝：这是主子挑起的仇恨，因为他企图让他们变得愚蠢，他想熄灭这种仇恨，但失败了，因为自己的利益驱使他半途停顿；因此，由于压迫者的权势和无能为力在假土著们身上转变成顽强地拒绝牲畜般的生活条件，他们还是人道的。其余的大家都明白了；当然他们是懒人：这是消极怠工。奸诈，手脚不干净：当然；他们那微不足道的小偷小摸表明一种尚无组织的反抗的开端。这还不够：有些人赤手空拳地扑向枪口；这些是他们的英雄；其他一些人以杀害欧洲人来使自己成为人。殖民者把他们挫败：匪徒和受折磨者，他们的折磨引起群众惊恐。
受到惊吓，对：在这个新时期里，殖民侵略使被殖民者的心理上感到恐惧。由此，我并不理解为他们仅仅对我们那用之不竭的镇压手段感到害怕，但也害怕激起他们自身的狂怒。他们被卡在我们对准他们的枪口和这些吓人的冲动——这些从心底升起而他们不总是意识到的杀人欲望——之间：因为首先这不是“他们的”暴力，而是我们的，这种暴力掉转过来了，增强了，并使他们痛苦；而这些被压迫者的第一个动作是深深地埋藏他们精神和我们精神遭受的这一不可明言的怒火，然而这怒火只不过是他们人性的最后壁垒。读一读法农的书：你们会知道在被殖民者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共同的无意识就是杀人这一蠢念头。
这种压抑在心头的愤怒，由于不爆发出来，萦回和蹂躏着被殖民者自己。为了摆脱它，他们竟至于互相残杀：由于没有对付真正的敌人的能力，各部落之间互相交战，为了维持他们的敌对，您可以依靠殖民政治；这位兄弟向他自己的弟兄举起刀，以为一劳永逸地摧毁他们那共同的令人厌恶的可耻形象。可是这些赎罪的牺牲品并不缓解他们血腥的渴望；他们只有在变成我们的同谋时才不肯向机枪进军：他们拒绝接受的这种失掉人性，他们将主动地加速它的发展。在移殖民高兴的目光下，他们用超自然的壁垒互相提防，时而使可怕的古老神话再现，时而用细致的宗教仪式互相束缚：这样，着魔的人在遭受时刻勒令着他的怪异动作的同时，逃避了自己那深藏心中的需求。他们跳舞，这使他们有事干而不闲着；这松弛他们那痛苦地绷紧的肌肉，而且舞蹈悄悄地，经常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模仿那他们说不出口的“不”，和他们不敢犯的杀人动作。在某些地区，他们使用这最后一招：着魔。从前，这是单纯的宗教上的事，是信徒与神圣事物的某种沟通，他们把它变成反对失望和屈辱的武器：舍菲兰特、别迦摩教会信徒们、至圣降临到他们身上，操纵他们的暴力，把这暴力消耗在鬼魂附身的状态上，直至暴力枯竭。同时，这些上层人物保护着他们：就是说被殖民者通过比宗教束缚走得更远的方法，来抵御殖民的奴役。总之，由于这惟一的结果，他们兼受这两种束缚，且每种束缚各自因对方而加强。这样，在某些精神病中，由于厌烦每天受凌辱，有幻觉者们在某个早晨竟听到天使称赞他们的声音；嘲笑也因此不断：从此，嘲笑和赞扬互相交替。这是一种防卫和结束遭遇：人分崩离析了，病人走向精神错乱。对于几个严格挑选出来的不幸者，再加上我上面谈到过的这种另外的着魔：西方文化，你们会说，如果我是他们，比起雅典古卫城，我会更喜欢我的舍菲兰特。好啊，这下您明白了。然而并不完全明白，因为您不是处在他们的地位。还没有到这地步。否则，您会懂得他们不能选择：他们兼而受之。两个世界，成为两种着魔：他们整夜跳舞，清晨他们挤在教堂里听弥撒；裂痕一天天地加大。我们的敌人背叛他的弟兄们并成为我们的同谋；他的弟兄们也如此。土著身份是由殖民者“在被殖民者的同意下”引进和维持下来的神经官能症。
既需要又不承认人类环境：矛盾一触即发。况且爆发了，你们跟我一样清楚这一点。而我们是生活在爆炸时代：因为出生率的上升增加了匮乏，新来者们要稍微更加担心生存，而不是死亡，暴力的湍流卷走所有的障碍。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有人眼睁睁地看着杀害欧洲人。这是个自食其果的时候，是暴力的第三时期：暴力反过来转向我们，打击我们，而且超过其他那几次，我们只了解这是我们的人。那些“豁达大度的人”仍然变得迟钝不开窍：他们承认我们对土著不够礼貌，在可能范围内给予他们某些权利则显得更合理、更谨慎些。他们没有更高的要求，只要求不用介绍人就能一批批地被吸收进那大门紧闭的俱乐部——我们一类的人：而现在这种野蛮和疯狂的发作，并不比那些恶劣的殖民者更加宽容他们。宗主国的左派很为难：他们知道土著们的真正命运，土著们受到无情的压迫，左派并不谴责他们的造反，因为知道我们干尽一切坏事，才引起这种反抗。但左派认为无论如何总得有个限度：这些游击队员应当牢记要表现出骑士风度；这将是证明他们是人的最好办法。有时候，左派申斥他们：“你们太过分了，我们将不再支持你们了。”他们不理睬这套：对于左派给予他们的支持的益处，他们也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他们一开始战争，就发觉这一严峻的事实：只要我们存在，我们大家都不相上下，我们大家都曾利用过他们，他们没什么要表明的，他们不会宽待任何人。惟一的职责，惟一的目标是：想尽办法驱逐殖民主义。我们中最深思熟虑的人准备不得已时接受这一点，但他们不禁从这种武力考验中看出完全不人道的手段，一些下等人用这手段来让人给自己一个人类证书：人家尽快发给这证书，于是他们尽量通过和平的举动来与此证书相匹配。我们的好心肠人是种族主义的。
这些好心肠人读一读法农的书会有益处的；法农充分指出这种抑制不住的暴力不是一场荒谬的风暴，也不是野蛮天性的死灰复燃，甚至也不是一种怨恨的结果：这是人本身的重新组成。我想我们曾经知道这个事实，而我们却把它忘了：没有任何温柔会把这些暴力的标记抹去：只有暴力能把它们摧毁。被殖民者则在用武器驱逐殖民者时治愈了自己的神经官能症。当被殖民者发怒时，重又找得自己失去的明朗性格，就在形成自己的范围内认识自己；我们从远处把被殖民者的战争看作是野蛮行为的胜利；但战争通过它本身着手逐步解放战士，逐渐清除战争本身和战争以外的殖民的黑暗。战争一开始起就是无情的。要么一直担惊受怕，要么变成骇人的；就是说：沉湎于分崩离析的虚假生活或者获得祖国的统一。当农民们接触到枪支，古老的神话就变得苍白无力了，那些禁令被一个个地推翻：战士的武器就是他的人道。因为，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到他脚下植物下面的国土。在这一时刻，国家离他不远：他上哪儿，在哪儿都感觉到它——再也不遥远了，国家和他的自由混合在一起了。但殖民军队在受到最初的打击后，重又行动起来：必须团结一致，或者被别人杀掉。部落的不和减少了，趋向消失：首先，这种不和使革命处于危险境地，更深入一些，因为不和除了使暴力偏向假敌人外，没有别的效用。这种不和之所以继续存在下去——如在刚果——，那是因为由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在维持着。国家在行进：每个兄弟认为国家到处有其他兄弟在战斗。他们的兄弟之爱是掩盖着对你们怀恨的一面：在这方面他们是兄弟，即他们中每个人杀人，也可能随时杀了人。法农向他的读者指出“自发性”的局限，“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危险。但不管任务多么艰巨，在每个活动的发展中，革命觉悟深化。盘根错节的复杂性烟消云散了：但愿人家来跟我们稍微谈谈民族解放军(ALN)士兵身上的“从属复杂”。由于农民从蒙住双眼的境况中解脱出来了，深知自己的需要：他们累垮农民，但农民试图不理睬他们；农民发觉他们像些无穷尽的苛求。在这种人民暴力方面——长达五年之久，如阿尔及利亚人则干了八年——，无法区别其军事、社会和政治的必要性。战争——哪怕是在提出指挥和责任的问题时——设置了一些将是和平的初步制度的新构架。这就是直至新传统(这新传统将产生自可怕的现在)中设置的人，他因即将诞生的权利而合法化了，这个权利每天在战火中产生：随着最后的殖民者被杀，重又登船返回或已经同化，少数类消失，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友爱。可这还不够：这位战士兼程前进，你们以为他不冒着生命危险重新达到老牌“宗主国”人的水平啊。你们看看他的耐心：可能他有时梦想一个新的奠边府；但你们要相信他确实不这么打算：他是个战斗的乞丐，他在贫困时反对强大武装起来的富翁们。在等待决定性的胜利时——且经常什么也不等待——，他把他的对手折磨得沮丧气馁。这种事不会不遭到惨重的损失；殖民军变得凶残了：分区控制、扫荡、集中、讨伐；殖民军屠杀妇女和儿童。他知道这点：这个新人以死亡来开始他的男子汉生活；他认为自己是个潜在的死人。他会被杀害：并非仅仅因为他接受这种冒险，而是他深信这一点；这个潜在的死者失去了自己的妻儿；他见到过那么多的极度苦恼，以致他宁愿战胜而不愿苟且偷生；其他的人利用暴力；不是他：他太厌倦了。但这种心累是源于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我们发现我们的人道在死亡和绝望的这边，他发现在折磨和死亡的那边。我们曾经是风暴的播种者，他才是风暴。作为暴力的儿子，他每时每刻从暴力中汲取他的人道：我们是靠他养活的人，他变成了我们自己人中一员。一个另样的人：更加优质的人。
……
法农写到这里不往下写了。他曾指出过道路：作为战士们的代言人，他要求非洲大陆团结一致，反对一切不和及地方主义。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他想全面地描述非殖民化的历史事实，那他必须谈论到我们：这当然不是他的话。但当我们合上书时，书本由不得其作者的初衷，继续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体验到正在进行革命的人民力量，且我们用武力来回击。因此有了暴力的新时刻，而这一次应该与我们重修旧好，因为当假土著通过暴力改变自己时，暴力在改变着我们。由各人随自己的便去进行思考。然而但愿他进行思考：在今天的欧洲，人家给他的打击使他完全晕头转向，在法国、比利时、英国，思想稍稍偏移就是与殖民主义同谋罪。此书毫不需要序言。尤其因它不是为我们而写，所以更不需要。然而，我却写了篇序言，为的是把论证进行到底：我们这些欧洲人也是，人家使得我们非殖民化：就是说，人家用血腥的活动铲除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移殖民。如果我们有勇气的话，那么看看我们自己，看看从我们那儿所发生的事。
首先应该正视这意外的景象：我们人道主义的脱衣舞。这人道主义赤裸裸的，并不美好：这只不过是种骗人的思想，对掠夺的美妙辩解；它的温柔和矫揉造作保证了我们的侵略。那些非暴力者的气色很好：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刽子手！得了吧！如果你们不是受害者，那么当你们那个通过公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你们那年轻弟兄们为之服役的军队，毫不犹豫也不感到内疚地进行“种族灭绝”时，你们则必然是刽子手。如果你们选择当受害者，冒险去蹲一两天监狱，你们也只不过是选择摆脱净干系而已。你们摆脱不了：这干系必须担到底。最后，你们要明白这点：如果今晚开始暴力，如果地球上从未存在过剥削和压迫，那么可能那被炫耀的非暴力可以平息争执。但如果千年的压迫决定了全部的社会制度，乃至你们的非暴力思想，你们的消极被动只能用来把你们排在压迫者之列。
你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剥削者。你们清楚知道我们曾夺取“新大陆”的黄金和金属，然后夺取石油，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回老宗主国。不无出色的成绩：一些宫殿、教堂、工业首都；后来在受到危机威胁时，有殖民地市场缓和或转移危机。欧洲富得流油，发誓向它所有的居民允诺人道：在我们这儿，一个人，就是一个同谋，因为我们大家利用了殖民剥削。这个肥沃而惨淡的大陆终于陷入了法农恰当地称呼的“自我陶醉”之中。科克托对巴黎感到恼火，“这个城市每时每刻在谈论自己”。而欧洲能干什么别的事呢？还有这个超欧洲的怪物——北美洲呢？都闲扯些什么呀：自由、平等、博爱、爱情、荣誉、祖国，谁知道呢？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讲诸如种族主义者，讨厌的黑人，讨厌的犹太人，讨厌的北非阿拉伯人这类的话。一些宽容和温和的好脾气人——总之，一些新殖民主义者——自以为对这种轻率的言行感到反感。这是错误或恶意：在我们国家，没有什么比种族主义的人道主义更为重要的了，既然欧洲人只有通过制造一些奴隶和凶恶的人才能成为人。只要有土著身分，就不揭穿这种欺骗；人们在人种中发现普遍性的一种抽象要求，用以掩盖一些更加现实主义的实际：在海那边，有一下等人种族，这种族多亏了我们，可能在一千年以后终将达到我们的状况。简而言之，他们混淆了种族和精英。今天，土著揭露其真相；这下，我们那封闭得如此严实的俱乐部露出了它的弱点：这正好仅仅是个少数派。还有更糟糕的：既然别的人变成人反对我们，似乎我们是人类的敌人；精英露出他真正的本性：是个盗匪集团。我们那些宝贵的道德标准失去了它的翅膀；如果仔细审视这些道德标准，只发现一个染上血的标准。如果你们一定要举个例子，那么回想一下这些巨大的字眼：法国多么宽宏大量啊。我们宽宏大量？那么塞提夫呢？还有这场使一百多万阿尔及利亚人丧生历时八年之久的残忍战争呢？你们可要明白人家并不谴责我们背叛了不知什么使命：正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使命。受到质疑的就是宽宏大量本身；高唱这个漂亮字眼只有一个含义：给予的身分。对面那些脱胎换骨和解放了的人认为，无人有权和有特权给予任何人什么东西。大家各自享有所有的权利。而我们人类，当有一天它创造出来时，它并不是以全球居民的总和来定义，而是以全体居民的互利的无穷一致性来定义的。我说到此为止；你们会无困难地结束工作；只要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地注视一下我们那些贵族气派的道德：这些道德沦丧了，怎么会在产生这些道德的下等人贵族消失后继续存在呢？几年前，一位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的评论家只找到这一点来捍卫西方：“我们不是天使。但我们并不感到内疚。”真是供认不讳！从前我们的大陆上有别的浮标：帕台农神庙、夏特勒、人权、字。现在人们知道这些东西的用处：而人们宣称不再只通过我们基督徒的犯罪感从灾难中拯救我们自己。完了，正如你们所见：欧洲到处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十分简单，我们过去是历史的主体，现在我们是历史的客体。势力之比倒转了，非殖民化正在流行；我们的雇佣兵所能尝试的一切，就是延迟结束非殖民化。
老“宗主国”又必须为此拿出大量钱财，把他们所有的实力抵押到一场预料要失败的战争中去。这种老殖民的野蛮创造了比若那值得怀疑的光荣，在冒险结束时，我们觉得这种大大增长的野蛮无能为力。派遣部队到阿尔及利亚。部队在那儿维持了七年却毫无结果。暴力改变了含义；获胜的我们行使暴力，但它似乎没有使我们改变：它把其余的人和我们——人——变了样，我们的人道主义原封未动；宗主国人因利益而团结在一起，把他们的罪行共同体称为博爱，爱；今天，同样的共同体到处受阻，通过我们的士兵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变得内心化了，并左右着我们。退化开始了：被殖民者重新组合，而我们——极端分子、自由主义者、殖民者和“宗主国居民”——却解体了。盛怒和害怕已暴露无遗：它们在阿尔及尔的“种族主义暴力行动”中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目前，野蛮者在哪儿？野蛮在哪儿？有的是，甚至不乏达姆达姆鼓：当欧洲人指使人把穆斯林活活烧死时，那些汽车喇叭响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节奏。不太久以前，法农提起此事，在开大会时一些精神病学科医生对土著的犯罪行为感到很悲痛；他们说道：这些人互相残杀，这很不正常；阿尔及利亚人的皮层大概不发达。在中非的其他一些人认为“非洲人很少使用他的额叶”。这些学者可能今天有兴趣在欧洲继续他们的调查，尤其对法国人作调查。因为几年以来，我们也大概是患了头脑的懒病：爱国者们有点杀害他们同胞的行径；他们趁其同胞不在时，炸掉同胞的守门人和住宅。这只不过是个开头：内战预计在秋季或明春。然而我们的皮层似乎是状态良好：倒不如说是否由于没有压倒土著的能力，暴力回过头来堆积在我们深处而寻找一个出气口呢？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团结产生了法国人民的不团结：在前宗主国的整个国土上，那些部落跳着舞并准备战斗。恐怖离开了非洲而在这儿扎根：因为有些十分天真的愤怒者想要为曾经遭土著打击的羞耻而付出我们血的代价，然后，还有其他的人，所有其他的人，也是有罪的——在比塞大事件以后，在九月的私刑处死以后，谁上街去说：够了？——但更加沉着冷静：那些自由主义者，那些优柔寡断的左派死硬派者。他们也头脑发热，怒气冲天。但是多么胆小怕事啊！他们用些神话，复杂的宗教仪式来掩饰自己的愤怒；为了拖延最后算账和真相大白的时间，他们把一个大巫师按在我们的头上，这个巫师的职能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维持在默默无闻中。一事无成；有些人宣称暴力，其他人抑制暴力，它在原地转圈：一天它在梅斯爆发，第二天则在波尔多爆发；它曾经过这儿，又将走那儿，这是在玩传环游戏。一步步地轮到我们走上引向土著身分的路。但要我们完全成为土著，则必须是我们的土地被从前的被殖民者占领，必须是我们饿死。不会这样的：不会，是丧失权利和地位的殖民主义控制着我们，它迟钝和傲慢，不久将骑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舍菲兰特，我们的别迦摩教会信徒，那就是它。你们在读法农著作的最后一章时，将深信最好在最贫困时当一个土著，不要当以前的殖民者。一个警察局的公务员被迫每天十小时地折磨人，没有什么好处：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他的神经会绷断，除非有人禁止刽子手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加班。当有人想通过严格的法律来保护国家和军队的道德时，军队系统地使国家道德败坏是不适当的。一个国家的共和政体传统将其青年成千上万地托付给一些暴动者也是不合适的。我的同胞们，这不好，你们知道所有以我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这确实不恰当，你们对此却不向任何人吭一声，甚至由于你们害怕应对自己作出评价而也不对自己的灵魂吭一声。起初你们不知道，我愿相信这一点，然后你们怀疑，现在你们知道了，但你们始终缄口不语。八年的缄默，使人失去尊严。的确，折磨这个耀眼的太阳在天顶，照亮了整个国家；在这阳光下，再也没有正义的爽朗笑声，不再有一张脸不是涂脂抹粉以掩盖愤怒或害怕，不再有一个行为不流露我们的厌恶和同谋关系。今天，只要有两个法国人相遇，就会在他们之间有具尸体。而当我说一个……法国，从前是个国家的名称；请注意在1961年，这是个神经官能症的称谓。
我们会治愈吗？会，暴力像阿基琉斯的长矛，能使长矛刺的伤口结痂。今天我们是受奴役，受屈辱，因害怕而病：处在最底层。幸亏这对于殖民主义的贵族还不够：殖民主义的贵族只有首先完成使法国人殖民化，才能完成其在阿尔及利亚牵制的使命。我们每天在殴斗面前退缩，但你们要深信我们避免不了这殴斗：杀人者需要殴斗，他们想朝我们猛扑过来并朝人堆中间乱打。因此，巫师和拜物教的神物的时代将结束：你们交战或旷日持久地战斗。这是辩证法的最后时刻：你们谴责这场战争，但又不敢宣布自己与阿尔及利亚战士团结在一起；指望殖民者和雇佣者们吧：他们会使你们下重大决心，采取断然行动的。于是，被逼到绝境的你们可能终于会卸下这重又在你们身上煽起的前科重罪——新暴力——的笼头。但正如有人所说的，这是另一部历史，是人的历史。我深信我们同创造这历史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时候不远了。
196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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