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破”“立”两个方面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历程与经验告诉我们，各种价值观念深度碰撞与融合的当前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不可稍有懈怠，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同时抵制和批判一切错误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大规模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等系列强力措施，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权遗留的各种残余组织，迅速实现了执政党对全国的组织覆盖。在共产党取得政权、掌握政权后，如何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实现意识形态对全国的有效覆盖，这是毛泽东面临并必须解决的一个意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毛泽东认为：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中指出：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旗帜鲜明地提出：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集中强调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他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另一方面，他表示：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意识形态诸领域的事情十分敏感，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同时，在国内还特别着重紧抓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思想政治斗争。
鉴于意识形态无论在夺取政权还是在稳定政权，乃至颠覆政权方面的特殊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刚刚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党自身建设进行全面革新的同时，以“立”为主，“破”“立”结合，批判清理了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明确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逐步在全社会得以确立。
一、以“立”为主，明确并强化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
主导意识形态是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占指导地位或者具有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俗称官方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意识，战胜了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等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全面解读、普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大力普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要求把宣传思想和舆论引导工作放在突出地位，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要求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一）旗帜鲜明维护、身体力行研习马列主义
旗帜鲜明维护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地位。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地提出了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识问题，明确要求“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全会专门列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等干部必读的马列经典12本。毛泽东希望，“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干部学习的严格制度。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要求：
“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具备了在全国范围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利条件。
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明确强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式载入了宪法。
身体力行带领党员干部认真研习马列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身体力行研读马列经典，并多次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研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将相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介给各级干部集体学习。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成立了各种理论学习小组，毛泽东亲自组织和参加中央研究组及高级学习组的学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课题，毛泽东在1954年再次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并带头认真研读《资本论》《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为推动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共中央在1954年12月还确立了领导干部轮训和学习制度。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
在1957年初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问题，提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暴露了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毛泽东深入研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首次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先后四次在全党范围内倡导各级领导干部带着这些问题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经典著作。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们的信上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则是《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
“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毛泽东本人三次认真研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在书上作了大量批注。随后，他于1959年8月15日再次写信给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同志，建议大家读《哲学小辞典》(第三版)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毛泽东还在杭州专门组织读书小组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研读，边读边议，后来还整理了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独到的见解。
毛泽东于1963年7月11日再次提出，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要有计划地读马列的书。他说，
“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
（二）面向各阶层宣传普及马列主义
面向工农的普及：对于工农群众，党积极引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宣传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启蒙和文化学习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号召：
“现在国内战争已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
全党必须明确，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和报告等内容编辑成选集出版，从而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不久，《毛泽东选集》正式编辑出版。
对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和慎重。除亲自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外，毛泽东还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精心修改和校订。1951年10月、1952年3月、1953年2月《毛泽东选集》第1-3卷陆续出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也于1960年9月正式出版。另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些重要讲话和论著，也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单行本面世。
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积极学习《毛泽东选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组织和活动层出不穷。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加上理论家、宣传工作者的通俗性解读，深入浅出，将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推向高潮。
学习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面向知识分子的宣传：对待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党和政府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采取了“团结、保护、教育”的政策，在充分尊重、耐心等待的同时，注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951年夏至1952年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旨在使从旧社会过来的广大知识分子“克服旧思想，接收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从而获得“前进的方向和力量”。根据毛泽东“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指示，开办了军政大学、革命大学等各类培训班，通过动员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清理总结等方式，深入系统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界限和敌我界限，培育树立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基本观点。
毛泽东充分考虑到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特殊性。1952年9月5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再次谈到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方法问题，他指出：
“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意识形态层面，知识分子无论在理想境界还是现实问题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就具有某种亲和性。经过慢慢接触及和风细雨的改造，许多知识分子越来越了解和接受国家的意识形态。
二、全面清理唯心主义等
错误思潮和旧痼疾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刚刚确立时，必须对各种思想和思潮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需要旗帜鲜明地批判那些公开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和言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鉴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对包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切非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就成了当务之急。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全方位集中开展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尤其是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后，毛泽东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
“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理论上，集中批判关于中国革命的谬论，为新中国准备舆论力量。
民主革命时期，在没有掌握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开始关注意识形态问题，并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批判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反动思想及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准备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力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其中详细叙述了抗战后期至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及其逐步失败的过程。新华社连续发表了六篇对“白皮书”的评论，毛泽东紧紧抓住“白皮书”这份极好的“反面教材”，亲自写了六篇评论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用事实集中驳斥了艾奇逊所谓的“西方的影响”引发了中国革命的谬论。毛泽东指出：
“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在反抗中，“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最后，毛泽东详细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所发生的伟大作用，并得出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这个系列评论宣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导向，引导全党充分认识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是执政后党的第一任务，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欺骗、麻醉和奴化思想。
生活中，全方位清理旧社会痼疾，培育新社会风尚。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社会风尚是社会民众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的直接反映，它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949年11月21日夜，北京市的妓院被悉数查封。随后，对全国卖淫嫖娼行为进行了禁绝性打击，并广泛开展了禁止吸毒贩毒，取缔聚众赌博等运动。尤其是1950年4月13日，新中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从制度上开始彻底摧毁封建婚姻制度，全社会由此掀起了摧毁封建婚姻制度的高潮，沉重打击了封建宗法意识，冲击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开始树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上述措施主要是从精神文化层面对旧社会痼疾进行清理。与此同时，党还结合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农村进行广泛的思想动员，从经济和制度上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残余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经过短短三年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迅速涤荡了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社会风气明显改善，社会环境得到净化，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
思想上，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侵蚀。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尚未占据显著优势，抵制和消除封建买办思想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一切落后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是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
针对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负面影响，1954年10月，毛泽东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信中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认为是“小人物”“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批评“‘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毛泽东借用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为由头，发动了一场反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这也是毛泽东批驳艾奇逊的《白皮书》的继续。
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强调：
“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作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
1959年3月3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中再次批评了亲美、崇美、恐美情绪：“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同时，毛泽东又对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情绪信心满满，他认为，
“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
经过一系列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斗争，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的领导权问题，这对于传播普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三、“破”“立”结合的经验及
对加强当前意识形态领导权的
借鉴意义
在“立”的同时“破”，在“破”的同时“立”，坚持“破”与“立”的辩证统一，这是毛泽东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重要历史经验。毛泽东坚持“破”“立”统一，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历程与经验告诉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稍有懈怠，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抵制和批判一切错误思想，使社会主义思想牢牢占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由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伴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交流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在各种价值观念深度的碰撞与融合的当前形势下，更要把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作为强化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这是社会主义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在当前经济深度全球化态势下，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依然需要坚持以“立”为主，“破”“立”结合。
一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强化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化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新闻媒体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于事关重大原则是非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划界批驳。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新闻舆论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确保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使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体现党的意志和主张。
二是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要不断推动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违法违规账号要及时进行清理，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三是创新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只有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才能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创新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就是要努力在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上下功夫。意识形态宣传部门要不断加强学习和实践，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提高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传递好新时代的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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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察网智库”微信公号，察网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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