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现在是需要对鸦片战争原因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了。
只有找到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才能理解为什么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虽有无数人仁志士浴血奋斗但仍改变不了被殖民的命运，也才能真正全面认识为什么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改革开放40年，就能取得伟大成就，使今天的中国再振声威。
用“闭关锁国”来解释鸦片战争和近代中国的落后，是一种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叙事，忽视了历史真相。好在，西方主导历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还。尽可能还原历史，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那么，真正成因又是怎样的呢？
“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随着此文被大量引用，“闭关锁国”逐渐被广泛接受，并成为诠释清朝落后的标准范式。
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汪精卫用“锁国”描述清朝中国，并非首出于己见，而是受西方话语影响。
近代中国的“锁国”状态，最初都是出自西方对中国的感受。西方以自己的立场和对错尺度看待和判断他者，割裂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与外界产生的关系，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说成是一种被动的接受。
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常常以西方之是为是，拿西方话语做真理。因此，汪精卫虽然显示出“睁眼看世界”的视野，但却落入了西方话语的陷阱。
那么，“闭关锁国”的印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最初来源，应该是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下西洋开历史之先，早于哥伦布航行世界一个世纪。有人说，如果不是明朝过早海禁，世界历史会重新改写，东西方大分流也不会出现，可能今天的中国会是另一番景象。
事实上，后来清朝的海禁政策，并不是源于中国主动关闭通往西方的大门，而是因为倭寇泛滥而实施的海防政策。但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却将中国清朝海禁认定为“闭关锁国”。
1853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时，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受此影响，闭关锁国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主流意识形态，被写入了历史教科书。
但根据现有文献来看，明代禁海时期约占75%，开海时期约占25%。但到了清代，尤其在鸦片战争前，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
单凭这个数据，就可以打破和颠覆之前那些片面观点了，说明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闭关锁国。
有人可能会说，乾隆帝在《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写道：“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又曾说“民俗易器，洋商杂处，必致滋事”。
但乾隆此说，不能作为闭关锁国的证据，而是表明大清物产丰富、自给自足。这更多是体现了乾隆的自信，虽然这种自信，今天来看可能有点妄自尊大。
另一典型事例，就是这个时期来华并不幸沉没的瑞典著名商船“哥德堡号”。
250年后，当沉船里的大量瓷器和茶叶被打捞常来，人们无不惊叹其数量之庞大，货物之珍贵。由此可见，在清朝时，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藤器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时外国的香料、染料、金银、玻璃瓶、珠宝、药材、印花布、羽毛、兽皮、钟表等，也纷纷进口到广州，后流传至全国。
著名史学家李伯重在其新作《火枪与账簿》中谈到全球化时说：
“传统的‘明清闭关自守’论，今天已经过时。只有摒弃了这种陈说的束缚，才可以实实在在地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事实上，早在16世纪之前很久，中国就一直在亚洲东部和印度洋东部经济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可见，清朝并非完全闭关锁国，其贸易量与宋朝明朝相比并不逊色。当然客观而言，清朝后期，王朝的肌体腐化，内乱丛生，和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欧洲相比，生产力低下，综合实力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有意思的是，到达广州口岸的外国商船中，英国船只最多，平均占总数的70—80%。也就是说，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1830年，连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各国商人进行调查后，也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一个事实是：指责中国闭关锁国最凶的是英国，用武力打破中国大门的也是英国。
于是，英国人想方设法寻找向中国动武的借口。“清朝政府闭关锁国”，被英国人拿来当作掩饰罪恶的借口。马克思曾感慨，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
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加大鸦片贸易，企图用这种最罪恶的手段，以最快的速度平衡贸易逆差。
但马克思说，中国市场的特有现象是：自1842年的条约使它开放以来，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向英国的出口一直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变。
中英之间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同俄英的贸易差额状况相似，但后一种情况，可以用俄国的保护关税政策来解释，而中国的进口税，却比任何一个同英国通商的国家都低。
这说明，鸦片战争后，尽管中国进口关税很低，但除了鸦片贸易的大量涌入外，英国产品依然没有能力进入中国。
因此，用马克思的话说，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才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
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英国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可以说，英国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始作俑者。只能做贸易的赢家，只赚不赔。只许自己做对本国贸易有利的事，不许别人保护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指责“闭关锁国”。 这是一种强盗的逻辑，天下没有这样的买卖。 过去很长时间人们曾认为，市场是欧洲最先发展起来的，那里达到了最高水平。但现在的研究发现，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市场高度发达，运转灵活。珠三角、长三角，桑蚕丝业专业化水平很高，商人长途搬运粮食来往一千多公里，运行效率很高，比同期的法国、英国、美国市场更为高效。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中国曾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也没闭关锁国，为什么后来没有出现工业化突破，反而逐渐沦落了？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落后的历史之问。
必须承认，自世界工业革命开始，中国摔了一个大跟头。从那以后，中国开始变得贫穷，变得落后了。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使命，不能为了反帝，就忽略了反封建，否则就是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了。
但还是那句话，不能把近代中国的落伍，简单归罪于闭关锁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给中国捏造和罗织的莫须有“罪名”。
当年中国的错误，一方面在于朝堂之上衰弱而缺乏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又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交织。尤其是当年没意识到，与我们打交道的对手是一个帝国，是一个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强盗。
更没深刻认识到的是，对付这种强盗，只能用更强硬的手段，不能因为中国有着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华文明，就以“君子之道”揣度那些强盗帝国的心态。虽然不能以野蛮对付野蛮，但也必须换种手段，因为解构强盗的逻辑，只能用更强的国力去实现。
黑格尔说过：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马克思进一步补充道：第一次以悲剧方式出现，第二次以喜剧形式出现。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不可能在中国重演。
因为今日的中国，早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
（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补壹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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