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共两党抗战比较看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从国共两党抗战之比较看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王清葆将军在铁军杂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报告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生死之战。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殊死之战中，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分老幼，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举全国之力，共赴国难，才取得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应该说，抗战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但客观地说，国共两党由于性质、宗旨以及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因此在抗战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别，对抗战的影响、客观结果也大不一样。国共两党对各自在抗战中的作用仍然各说各的。当时，国民党就不顾事实，攻击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 “不打日军、专打友军”，“借抗战之名、行发展自己势力之实”。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也只讲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正面战场“节节败退”， “丢掉大好河山”。这几年注意宣传的客观、全面了。但看法还是不可能完全一样。前一段时间，台湾所谓“国防部”在发表谈话时，指责大陆宣传抗战有失公允。为此，台湾当局拟于今年8月份举办“中国抗战真相展”，展示所谓“真相”。国民党健在的老兵参观了我们的抗战纪念馆后，很不平衡，说纪念馆反映正面战场的材料少了。两党的政治立场不同，对各自在抗战中的作用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

　　下面，就一些主要问题作简要分析，历史的本来面目大体如此。

 

　　先后之比：共产党最早号召和组织抗日，国民党在局部抗战时期采取“不抵抗”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的准备，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进而在不到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整个东北，并染指华北、上海。日本侵占东北后，受到东北部分守军和广大民众的自发抵抗，掀起了全国民众抗日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虽然正处在被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剿”的危急情况下，但代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意愿，毅然决然地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最早提出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主张。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和《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揭露日本企图侵占全中国的图谋，号召全中国的民众自动组织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建立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到1933年，我们党建立了30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后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到1936年初，相继成立7个军。到1937年秋达到高潮，东北抗日联军队伍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以王德泰、杨靖宇、魏拯民、赵尚志、冷云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历经大小战斗数万次，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当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相继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便逐渐成为东北敌后抗战的主体。

　　与此相反，面对日本入侵的严重局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忙于坐镇南昌，对红军实施第三次“围剿”，提出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通电，宣称：“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9月1日，蒋介石重审：“全力剿共，不计其它。”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讲话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日本侵入东北时，东北军总兵力约20万人，日军则不足两万人，东北军占绝对优势。但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命令部队：“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日本挑起柳条营事件的不过是180人的中队，而北大营驻扎着东北军的一个旅第7旅，共7000余人；日军攻占锦州，20万东北军没放一枪全部撤出山海关。因此可以说东北军大都是不战自溃，日军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中国东北三省，3000万东北父老成了亡国奴，1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5倍全部沦陷。“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这就是东北沦陷区的真实写照。但这里也要把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与部队官兵区分开来。国民党当局不许开枪，但东北各地守军爱国官兵不听蒋介石的命令，自发组织一些抵抗，诸如东北军各大营的自发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马占山江桥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绥远抗战等都给日军以打击。

 

　　路线之比：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从1933年起，则逐步向华北扩张并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此起彼伏，社会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共产党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而后又调整为“联蒋抗日”，提出并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介石政府也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走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然而，正确的抗战路线，则是全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国共两党虽然合作抗日，但由于其阶级属性不同、政治目标不同、思想理念不同，因此两党各自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抗战路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坚持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全国抗战阶段。之后，我们党就发出通电，提出必须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其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进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实施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等。我们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本质，不是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外国的援助，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自身的抗战；不是单纯地依靠正面的消极的阵地防御作战，而是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战略上主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不是单纯地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是主动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发动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加入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这条抗战路线，高举的是爱国主义旗帜，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呼声，代表的是全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根本利益。

　　全面抗战路线，是一条放手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的路线。中国有四万万人民，只要人民发动并组织起来了，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抗战暴发后，随着抗战的发展，全国人民抗战热情越来越高。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爱国华侨、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等等，全部动作起来。北京密云县一位叫邓玉芳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全部送向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华北平原上有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幅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淞沪会战后期，还有一个营守在闸北坚持抵抗。一天，一个14岁的小姑娘，拿着一面国旗，游泳到江对面把国旗送给作战的官兵，对大家激励很大。所以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只要把最广大的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就可以陷敌于汪洋大海。

　　国民党则实行片面抗战路线。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要点是：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严惩贪官污吏；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严禁奸商，对于汉奸严行惩办；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很明显，这个抗战纲领吸取了我党的一些意见，反映了人民的部分呼声，是一个进步的路线纲领。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个纲领基本上反映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而不是放手发动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抗日。对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国民政府、开放党禁等关键问题，则避而不谈；在经济方面，对于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也未作出规定。对于民众运动，也没有规定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抗日的旧法令和释放政治犯等。因此，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战路线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路线，既有抗日进步的一面，又有害怕群众和对日妥协的一面。以后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蒋介石国民党充分地表现出这种两面性。

 

　　战略之比：共产党是持久战及三阶段论，国民党是持久消耗战及两阶段论

 

　　抗战路线确定之后，还必须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方针，对战役战斗给予总的指导。在洛川会议上，我们党以组织决定的形式正式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经典论著《论持久战》，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亡国论” “速胜论”。他首先论述了持久战问题的基本依据：“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战争”。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主要特征在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阶段。特别是第二阶段的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度阶段，是消耗削弱敌人力量、积蓄壮大自己力量的阶段，因而这个阶段是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毛泽东特别指出：“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两阶段论”实际上“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实行全民族抗战，就是打人民战争，“战争的最深厚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就可以陷敌于汪洋大海之中。到抗战胜利前夕，仅民兵就达到220万人；抗战期间征募壮丁1335万人。

　　与此不同，蒋介石国民党则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基本思想是：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蒋介石认为，以空间换时间是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通过长期战争从战略上消耗敌人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则是持久消耗战的实质；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则是持久消耗战的“要道”。而在战略阶段的划分上，他们把持久战分为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缺少了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具体地说，他们把1938年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以前划为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这之后则为第二阶段即为战略进攻阶段，“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很明显，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略总方针，仅仅单纯地依赖政府和军队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仅仅单纯地依重“空间换时间”，仅仅单纯地依赖列强干涉和外国援助，尤其是恰恰忽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一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枢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抗战实践证明，我们党的战略方针是科学的，正确的。全面抗战八年的发展脉络，完全证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许多败仗，恰恰是他战略指导的失误。

 

　　作战之比：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曲折中不断巩固扩大，国民党正面战场总体稳定但败退较多

 

　　全面抗战之初，在国民党召开、由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根据力量悬殊的情况，大家知道，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是共产党领导军队的30倍。即使到了后期，也是共产党军队的三倍多。由此决定分别由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抗击，共产党军队担任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两个战场缺一不可。而在具体作战中，国共两党在各自总路线和战略总方针的指导下进行。在战略防御阶段，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深入到华北、华中及华南敌后，积极组织对日作战，先后进行1600余次战役战斗，特别是组织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歼敌5.4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十余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这一阶段，国民党对日作战比较积极，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是主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主要任务，先后进行了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州作战等大规模作战的战役战斗，特别是取得了台儿庄大捷这样的胜利，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步伐。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整战略，敌后战场成为主战场，我们党领导敌后军民艰苦抗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政策，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而国民党政府虽然总体上仍能坚持抗战，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十多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抗击了日军的局部攻势，特别是派出远征军直接抗击日军对缅甸的进攻，但明显暴露出对日妥协的倾向，总体上对日作战趋向消极，特别是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使抗日统一战线受到严峻考验。在战略反攻阶段，以华北敌后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为标志，八路军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同时新四军也展开局部反攻作战：一师的车桥战役、三师的阜宁战役、四师的宿南战役、六师的周城战役，以及粟裕率一师南下苏浙皖等。而后敌后战场广大军民向日伪军连续发起反攻作战，大量消灭敌人，收复了大片国土；而国民党军队则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及保存实力的避战方针，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抗战是积极的。但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步走向消极，积极反共，对日采取“上山”和“观战”的态度。日军来了招架一下，日军走了袖手旁观，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同盟军身上。按蒋介石的说法：“中日战争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曾这样揭露：蒋介石力图以空间换时间，这是他决不会主动去进攻日军的一种使人上当的说法；他想保留美国援助给他的军火物资，不费力气地结束战争，以便在日本人退走之后，占领中共的地盘并消灭他们。为此，蒋介石把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配置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保养起来，以便在战后与中共算账”。正因为这样，才致使拥有数百万军队的正面战场严重失利，造成豫湘桂作战的大溃败（国民党损失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本的铁蹄之下，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对国民党消极避战的结果，毛泽东于1944年4月曾深刻指出：从1938年武汉失守起，“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艰苦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不过，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取得了胜利，收复了滇西、缅北广大地区。最后我们看中国军队总的对日作战情况：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的3000多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里，中国军队进行了重大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蒋纬国在《抗战御侮》一书中统计，国民党战场共毙伤日军85万人。据说国民党军队是不与伪军作战的。其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7万人。其中包括新四军先后对日伪军作战2.46万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另有5.4万余日伪军投城、反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人少枪少、条件差，但相比之下，作战并不少，贡献并不差。

 

　　建国之比；共产党主张实行民主改革，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国民党反对民主，实行独裁统治

 

　　中国抗战是与建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始终面临两大矛盾，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时期虽然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两大矛盾客观地存在着，进行着两种演变，发生着两种结果。特别是抗战后期，中国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和命运。

　　抗战过程中，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力量空前强大，逐步具备了建设新中国的条件。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改革政治机构”的主张，以后在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模范地适应了改革和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极好的动员和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抗战力量，为以后建设新中国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中国抗战走向胜利，而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强化了反共内战的方针，在中国人民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和前途。七大分析认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但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民主改革。因此，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国仍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这是一个黑暗的前途。为避免黑暗的前途，争取光明的前途，七大提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纲领。中国近代以来，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要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必须首先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则为民族振兴和人民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它是民族振兴的伟大转折点。我们党抓住这一机遇，努力争取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前途，完全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而国民党则完全相反，他们竭力加强其独裁统治，箝制进步舆论，压制和破坏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3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不谈抗战，大讲中国前途，大肆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系统地表达了他专制独裁的立场、观点、方法，诬蔑我们党“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暗示两年内消灭共产党。这本书，是强化其独裁统治、发动反共高潮的宣言书。该年5月恰逢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解放区”。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执掌全国一切执政大权。随后，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这样，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为一身，强化了个人独裁专制体制。同时，还提出“全国党化”的口号，加强一党专政，打击、压迫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为此，他们还不断扩大“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在机关、工厂、学校及职业团体中到处安插耳目，进行特务活动，秘密逮捕、囚禁甚至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很明显，这种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必然遭到历史的抛弃。1942年2月24日，斯诺在回答美国总统罗斯福时说：“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为人民办事。这一点和毛泽东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赢得绝对多数的民心就很难统治中国。”

 

　　影响之比：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失去民心，走向衰落

 

　　公道自在民心。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评价是最公允的，历史的结局是无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首先在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取得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全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与此同时，自己也得到不断发展壮大。（八路军出师抗战时只有3万多部队，新四军刚组建时只有1万人。）到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6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这其中包括新四军，组建时才1万人，抗战期间付出8.2万官兵的代价，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9.7万人，民兵自卫队96万人。）；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树立了英勇抗战的楷模。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刘老庄连”、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英雄群体，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英模人物，享誉全世界。尤其是，共产党人历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创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整个抗战中，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没有一个向日军投降的，没有一支军队去当伪军的。所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光辉的形象，延安、苏北成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向往的地方。据老前辈回忆：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几百公里的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到1943年，新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达4万多人。到新四军的人也很多。抗战过程中，有许多外国记者曾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驻地采访，反映强烈。史沫特莱曾这样写道：“延安使我们兴奋，延安使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人公然也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与此根本不同的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惧怕人民群众的觉醒和组织起来，尤其惧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危及他们的统治，因此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弃反共政策，坚持其独裁统治，逐渐失去了民心。起码在以下四个方面失去民心：一是在开始6年的局部抗战期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谁抗日就镇压谁，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二是在1938年武汉失守后很长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有投降倾向，特别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的将官投敌，78万部队成建制哗变成伪军，这更伤透全国人民的心；三是在抗战的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实行“防共” “限共” “溶共” “反共”政策，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屡次制造磨擦事件，于1940年底1941年初，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我9000多人抗日部队只冲出2000多人；特别恶毒的是：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胡宗南部准备50万军队、分九路闪击共产党首府延安。如果得逞，敌后战场将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更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四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几十年中，包括在14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内贪污腐败成风，发战争财，发国难财，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持财政经济大权，把持大量“经援”的分配使用权，装满了腰包，到日本投降时无数“接收大员”更是大发其财，到抗战结束时，美国对华援助总额8.45亿美元，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时期在瑞士美国等的存款就达5亿美元，以致到了他们自己都感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全国人民更是对其失去信心。据说抗战时期在美国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蒋介石名字的英文翻译发音被念成“兑现我的支票”。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骂骂咧咧地说：我确信美国的政策就是利用我们。所以到了抗战快结束时，国民党内及其军队内士气低迷，人心涣散，（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共188万人，包括将领1500余名，涉及240个师。）整个党员队伍、军队不是发展壮大，而是明显低落了。

　　抗战后期，中共中央曾作出这样的分析：“蒋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许多工业界，大学教授及许多国民党员对蒋失望，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我党在国民党区域人民心中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经由过去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其实当时国民党军队仍是我军的好几倍。但党中央已看到了本质，看到了发展大趋势。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充分证明习近平主席以下论断：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软弱涣散，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作者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少将；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28日在铁军杂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报告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来源：《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