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伟 | 党史上的党规党纪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

 

实践证明，严明党的纪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建党原则，是我们党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党赢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重要政治法宝。我们党90多年艰难曲折的奋斗，可以说正是靠着它走过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坚持用严格的纪律立党。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只有15条，但其中有多条涉及党的纪律，如“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这些规定虽然比较简单，却为党组织的管理、监督、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作用，也为党的纪律建设埋下了“种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史上的第一个党章，共六章，其中第四章“纪律”是专门为加强纪律建设而设立的，开启了党章中专门论述党的纪律的文本先河。

 

二大党章共有九条关于纪律的条文，其中前五条是有关组织纪律方面的，主要是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核心是“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

 

后四条主要是针对党员个人的纪律要求，明确了六种必须开除党员党籍的情形。

 

党章关于纪律的规定，鲜明地体现出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所说的“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这一重要思想，标志着党从成立伊始就建立在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的基础之上。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这种在党章中设立“纪律”专章的模式，一直被此后的党代会所继承和发扬，体现了我们党对基本特性的始终坚守和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坚持把纪律建设摆在首要位置，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制定和完善政治、组织、群众纪律。

 

1927年10月24日，在荆竹山的“雷打石”前，毛泽东简略地介绍了去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情况，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

 

并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一规定，就使工农革命军与军阀部队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照。

 

1928年1月20日，针对纪律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

 

一、还门板；

二、捆稻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

六、不打人，不骂人。

 

并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检查“六项注意”执行情况，做到对群众秋毫无犯。

 

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省桂东县的沙田村把修改后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合在一起正式向部队进行了颁布：

 

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此成为人民军队的基本守则，并逐渐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为一个完整的纪律体系，从制度上严明了部队的纪律，有效克服了军队内部的纪律观念淡漠、流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形成了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作用。

 

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熟、事业的不断发展，党的纪律建设也日渐完善，为保证党和人民军队的纯洁巩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7年10月，黄克功逼婚杀人事件震惊陕甘宁边区，国内外一些报刊把它当成共产党的“桃色案件”，抢先发表，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

 

毛泽东主张对黄克功处以极刑，并以此事来教育党、教育红军，并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黄克功被依法处决后，在抗大、在延安，乃至在西安、太原等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委罪于人，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

 

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要会议。

 

会议首次明确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科学论断，强调“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强调了路线的指导性及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两者一正一奇，相辅相成，共同指导着党的事业向前迈进。

 

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就讲，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

 

包括纪律和规矩建设在内的党的建设，被毛泽东豪迈地称为“伟大的工程”，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西柏坡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所，但同样是严纪律、立规矩的地方。

 

“进京赶考”前，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定下的六条规矩——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毛泽东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些纪律规矩对我们党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而顺利地转变为在全国执政的执政党，有着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到西柏坡视察，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屋子里与人们座谈时，深刻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得到充分尊重和严格执行，党的团结统一就有保证，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遭到践踏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就受到威胁，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就大打折扣。

 

纪律严明成为党的一个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上海、井冈山、延安、西柏坡、北京，这些立规矩的地方，都成为醒目的路标，上面都写着“纪律”二字；每一段行程的跨越，靠的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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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建网微平台”微信公号，原载《群众》2019年第6期，标题为《党史上的守纪律讲规矩》，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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